大人定是看中了你的文章，不然只叫你jiāo上卷子出去便罢，何必专门出题目听你作诗呢？”
几名才子也都懂这个潜规则：“能叫考官特地叫上前面试的，不是那年纪极小，叫考官稀罕的神童，就是文章作得绝好，叫他生了爱才之心的。宋兄定然是触动大人怜才之心了。”
“不光文章，我看这诗作得也好，开篇便气势夺人，云抱青山之景如在眼前。”
前些日子他没考这场院试，书生们还一口一个舍人地叫着他，如今才刚过初试，这群人就已经把他当作同辈朋友看待，叫起“兄”来了。再看他的诗文，也不再抱着前辈点评后辈的心态，而是带上了欣赏才子华章的滤镜，赞那首应制诗“清辞丽句”“韵雅音和”。
宋时上辈子活了二十多年都没写过哪怕一首现代诗，这辈子竟然写古诗写得这么溜，也觉着自己可了不起了。
他心里暗暗得意，假意谦虚了几句：“不过是应制诗，哪里谈得到什么文采？若有些可圈点处，也都是为我见过黄……见过云掩青山的真景。来日咱们回到武平，再到城外青间作文会，到时候宋时还要领略诸位兄长的诗才呢。”
做才子的谈起诗来，自然兴致越浓。也不用哪天去看了山才作，都就着方提学这题目，各自试作了赋得体，一起吟诵点评。
有作“缺处峰都补，闲云尚在山”的，有作“何处闲云起，苍然似远山”的，有作“高下难齐处，苍苍几点山”的……一个个评起来都道诗有蓬莱清韵，人是仙班侍笔。
一群人商业互吹了许久，过足了诗瘾，又去点评宋时的文章。那道中庸题他作得简严典正，是论礼的昌明之作，自然搏得一片夸奖，但春秋题却引起了一番议论——
这文章作得太简朴了。
八比议论竟只敷衍书义，专依宋齐两事议论，典故皆取自经传，是文风尚古，还是所学太少，不得不恪守经传？
这话不好直说出来，却有人忍不住提点他，如今时兴的文风是融合经史典籍，先发xing理之议，再选著十三经、二十史文字乃至唐宋八大家名文注解自己的议论。似他这样先叙后议，以经传为本的写法不合时俗了。
宋时在考场上都敢按着自己的本意写了，对着不能判他卷子的人更没什么不敢说的，开口先引了朱熹的话给自己撑腰：“朱子曰：胡《春秋传》有牵强处。我立论不依胡传，但依左传而已。《春秋》直书东周故事，虽然以用辞为褒贬，但治春秋时还是应当视其为史书，以事见义，而非先立个天理人yu之说，以经文强注理学。”
他在一篇二十五块的明清经学博士论文里看到胡应麟论《左传》的一句“直书其事，臧否自形”，忽然就被这句话戳到了心里。后来他自己作春秋题时也不自觉地带上了这种态度，就按经中语义解释，避免先预设自己的立场，再挑着经籍中的强行证明自己的理念。
这么贵的论文，写出来的东西能有错吗？！
本来后人解读前人文字就是做阅读理解，你不多看史料，用不同史料相验证，还要强行让前人按你的三观和思路写史书，那注出来的能是人家的本意么。这不就跟某年高考，强行分析作者家的窗帘为什么是蓝的一样吗？
他跟众人讲了讲不以经学为义理作注、而要考据经文本义的想法，又怕自己还是个童生，人微言轻，就借朱熹的评论作代言：“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
一名治《春秋》的刘廪生问道：“这倒偏向汉朝经学之说，莫非是令先师桓公所授？”
那倒不是，桓先生教他《春秋》时也是依胡传教他。他主要是从前世带来了实事求是精神，觉得实征考据更可信，不能像别人一样深信索隐派研究出来的理论。
宋时轻轻摇头，感叹道：“我这几年读多了朱子文章，略有所感而已。往后若有机会，倒该把春秋、三传对照着细读几遍，或许更有收获。”
或许回头搞几个表格，统计一下事件、时间、文字用法，能分析出来更多东西？
要是这时代也有统计软件
几名才子也都懂这个潜规则：“能叫考官特地叫上前面试的，不是那年纪极小，叫考官稀罕的神童，就是文章作得绝好，叫他生了爱才之心的。宋兄定然是触动大人怜才之心了。”
“不光文章，我看这诗作得也好，开篇便气势夺人，云抱青山之景如在眼前。”
前些日子他没考这场院试，书生们还一口一个舍人地叫着他，如今才刚过初试，这群人就已经把他当作同辈朋友看待，叫起“兄”来了。再看他的诗文，也不再抱着前辈点评后辈的心态，而是带上了欣赏才子华章的滤镜，赞那首应制诗“清辞丽句”“韵雅音和”。
宋时上辈子活了二十多年都没写过哪怕一首现代诗，这辈子竟然写古诗写得这么溜，也觉着自己可了不起了。
他心里暗暗得意，假意谦虚了几句：“不过是应制诗，哪里谈得到什么文采？若有些可圈点处，也都是为我见过黄……见过云掩青山的真景。来日咱们回到武平，再到城外青间作文会，到时候宋时还要领略诸位兄长的诗才呢。”
做才子的谈起诗来，自然兴致越浓。也不用哪天去看了山才作，都就着方提学这题目，各自试作了赋得体，一起吟诵点评。
有作“缺处峰都补，闲云尚在山”的，有作“何处闲云起，苍然似远山”的，有作“高下难齐处，苍苍几点山”的……一个个评起来都道诗有蓬莱清韵，人是仙班侍笔。
一群人商业互吹了许久，过足了诗瘾，又去点评宋时的文章。那道中庸题他作得简严典正，是论礼的昌明之作，自然搏得一片夸奖，但春秋题却引起了一番议论——
这文章作得太简朴了。
八比议论竟只敷衍书义，专依宋齐两事议论，典故皆取自经传，是文风尚古，还是所学太少，不得不恪守经传？
这话不好直说出来，却有人忍不住提点他，如今时兴的文风是融合经史典籍，先发xing理之议，再选著十三经、二十史文字乃至唐宋八大家名文注解自己的议论。似他这样先叙后议，以经传为本的写法不合时俗了。
宋时在考场上都敢按着自己的本意写了，对着不能判他卷子的人更没什么不敢说的，开口先引了朱熹的话给自己撑腰：“朱子曰：胡《春秋传》有牵强处。我立论不依胡传，但依左传而已。《春秋》直书东周故事，虽然以用辞为褒贬，但治春秋时还是应当视其为史书，以事见义，而非先立个天理人yu之说，以经文强注理学。”
他在一篇二十五块的明清经学博士论文里看到胡应麟论《左传》的一句“直书其事，臧否自形”，忽然就被这句话戳到了心里。后来他自己作春秋题时也不自觉地带上了这种态度，就按经中语义解释，避免先预设自己的立场，再挑着经籍中的强行证明自己的理念。
这么贵的论文，写出来的东西能有错吗？！
本来后人解读前人文字就是做阅读理解，你不多看史料，用不同史料相验证，还要强行让前人按你的三观和思路写史书，那注出来的能是人家的本意么。这不就跟某年高考，强行分析作者家的窗帘为什么是蓝的一样吗？
他跟众人讲了讲不以经学为义理作注、而要考据经文本义的想法，又怕自己还是个童生，人微言轻，就借朱熹的评论作代言：“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
一名治《春秋》的刘廪生问道：“这倒偏向汉朝经学之说，莫非是令先师桓公所授？”
那倒不是，桓先生教他《春秋》时也是依胡传教他。他主要是从前世带来了实事求是精神，觉得实征考据更可信，不能像别人一样深信索隐派研究出来的理论。
宋时轻轻摇头，感叹道：“我这几年读多了朱子文章，略有所感而已。往后若有机会，倒该把春秋、三传对照着细读几遍，或许更有收获。”
或许回头搞几个表格，统计一下事件、时间、文字用法，能分析出来更多东西？
要是这时代也有统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