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但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他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不说出来,就像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于是他一边“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老夫聊发少年狂”还不忘“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边也写了些随手的小诗。如他看见田里庄稼长得不好,嗯,这是青苗法害的,可写诗咏叹一下?看到辖区里百姓饭桌上菜太淡,嗯,这是市易法太过份,必须写诗谴责一下?
    总而言之,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新法,且不遗余力地坚持着…
    其实这也没什么,大宋朝言论自由,绝大多数时候皇帝还鼓励大臣议论朝政。但千不该万不该,他交错了一朋友,写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这首诗记叙了一催人泪下的故事,堪称宋朝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话说当时有位官员叫朱寿昌,职位和苏轼差不多,稳定在知州一级上。这种级别官在宋朝多如牛毛,根本没法引人注意。可他在历史上却极其有名,著名“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他的一份。这都由于他命苦的妈妈…
    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在万恶的旧社会,这是个注定苦到底、就算儿子考上状元都没法翻身的角色。因一切权力和荣耀都在妻那儿。妾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条,即老爷的宠爱。很不幸。朱寿昌的爸爸很快就厌倦了这女人,在朱寿昌很小时就把她休了。基本上,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他想她,下定决心有生之年定要找回妈妈!这念头一直伴随着朱寿昌的人生,他少年时在找,青年时接了父亲的班当上官之后在找,过中年了一直没找到,他一狠心告诉妻子儿女。我不当官了!因当了官没法随意走动,我要辞官走遍天下,不找回妈妈,我也不回来!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50时,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妈妈。他妈妈已70多了。50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她衰老不堪,更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接回家去,连同那些子女。他都当作亲兄弟姐妹来对待…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首长诗倍加称颂。可想象以苏轼的才华。这首诗的传播定会非常的惊人…而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难堪——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党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1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2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味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词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所以本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皇帝。非常凑巧,当时宋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皇帝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苏轼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诗文一道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的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较牛。没办法,他已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第一大杀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一句话上。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问号出京,想了一路,作出了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首先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待。其次,把苏轼所有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终极粉丝的要求——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纪念吗?
    行!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1079年7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这是他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苦笑一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讲,是御史台老大李定的怒火!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第二任妻子,也就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边为妻子抹去眼泪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王润之点点头。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是说当时御史台里有很多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系了。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而他们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中丞李定携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解释,每一个敏感词绕不过去都有抄家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半个世纪前就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不过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厅广众下,审讯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头上!
    苏轼的诗里有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密、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毛病,问苏轼: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脸上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也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当天苏轼得意洋洋晃回单间牢房,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面庞——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翻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应是真的,最大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这次入狱前他很健康,出狱后的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几个月而已。如真按大宋朝传统的善待士大夫的规格,苏轼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苏轼能活下来,也是方方面面,除皇帝本人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左右皇帝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官府转交,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儿子张恕亲自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皇帝动刀!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皇帝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宋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他已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头驴,从不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都一样,随遇而安…王安石像一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有为的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一次参与国家事务。他对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句话出发点完全是为皇帝考虑。赵顼很重视后世名声,如真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还算太平盛世吗?
    神宗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内也发生了件大事情,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孝顺,决定大赦天下,为“奶奶”祈福。老太太摇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
    10月20日,曹太皇太后驾崩!面对“奶奶”的临终遗愿、面对王安石罢相后的唯一一次上书、面对所有人的求情,事情到这一步,赵顼已再提不起修理苏轼的兴致,无论出于哪方面原因,都没必要再追究这书呆子!
    12月20日,苏轼出狱,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就是一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元丰3年(1080)3月2日,吴充罢相。王珪成为大宋独相。王珪是神宗朝里一大活宝,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其余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为什么会这样呢?南宋的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经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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