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政殿朝会结束后，时间已经到了正午时分，群臣各自归署，但几名在朝宰相还是留了下来，侧殿用餐后又继续讨论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然后才各自散去。
对于这一届的执政班子，李潼还是比较满意的。几名宰相各有所专、各有所事，基本上在他们各自负责的领域中，政事都能有条不紊的运行着，李潼只需总览大概，不需事必躬亲。正因宰相们尽心尽力，他才有闲情偶尔鱼服坊居，不必每天都紧盯着朝政事务。
当然，宰相们也并非一团和气，彼此之间还是略有摩擦。比如李元素自恃久事行台的资望，不怎么瞧得上格辅元这种靖国时期结束之后才归朝的宰相。而姚元崇对刘幽求同样有些不太感冒，认为刘幽求无参两省机要、骤攫宰相，是恃幸之徒。
诸员之间虽然存在一些矛盾龃龉，倒也没有达到耽误正常事务运作的程度，李潼偶尔从中稍作协调，大多数时间则就是视而不见。
外朝是比内宫还要复杂的场景，臣员们一团和气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没上升到产生严重内耗的程度，也实在没有干涉过问的必要。有才能的人难免棱角分明，但如果恃才傲物、搞不好与同僚之间的关系，逼得君王要亲自插手处理，那就越过了尺度。
宰相们也都是颇为成熟的政治人物，自然明白当下基调就是稳中求进，无论任何人破坏这一前提，哪怕他的政治主张多么具有前瞻性，也终究不够务实，是一定会被取代的。
更何况当今圣人从来也不是一个惟仗祖荫而幸居大位之人，该要对什么人事下手，自有一套标准，也从来不会拖泥带水。适当时候收敛棱角，也是他们各自都有体会的共识。
政事堂诸员各司其职，即定的政策方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而李潼除了领掌大概之外，还有一件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对后继队伍的培养。
从东都洛阳便创建起来的集英馆，既是李潼的一个智囊团，也是对中高层官员们的培养基地。此前集英馆诸学士如宋璟之流，都已经开始出治大州。后继者张说之流，也都逐步的开始崭露头角。
返回长安后，李潼对集英馆人事结构又稍作调整，确立了两名学士分知馆事，四名直学士掌判馆务，十二名侍读学士参编修、备问等诸事。接下来还要招收一定的馆生，进行一些教学、观政方面的工作。
两名集英馆学士分别是中书舍人李峤、门下给事中马怀素，四名直学士分别是陆景初、张说、郑浮丘与裴光庭。
李峤与马怀素分兼两省要职，自然是李潼安排在两省的两个耳目钉子。李峤掌修《时政记》，而马怀素则开始领衔修编《则天实录》。两事虽然还没有正式从两省分割出来，但因为各自领事长官的缘故，集英馆诸人也能加入到相关的编撰工作中去。
四名直学士中，陆景初自不必多说，早年便是雍王府内学士，只因其父陆元方坐镇蜀中的缘故、暂时没有外放历练，毕竟父子并治大州有些不妥，若要外放的话，凭其资历也已经足堪大州通判。
如今陆景初在朝，已经是江南士人后起之秀当中的翘楚人物，类似姚璹等江南宰相对其也颇寄厚望，是将他当作江南人士的在朝二代目来培养。
当然，李潼用人还是有自己一番考量。虽然说江南士人在他崛起过程中助力颇多，但他如今既然已经是天下之主，当然不可能再作小圈子打算，尽管本身对陆景初也比较看好，但陆景初上位的过程终究不会太顺利。
姚璹年事渐高，下一步李潼打算以山南道政治情况为参考、若是山南道兴治态势良好，则就将王方庆再召回朝中担任宰相。王方庆之后，则就是正在河北历练的钟绍京。
至于陆景初，且先放任州府二十年，若所事勤恳，政绩可称，五十多岁的年纪登朝拜相时犹未晚。
集英馆的另一名直学士张说，也是李潼重点培养的一个人选。虽然张说这个小滑头在政治立场上人品略有瑕疵，不够坚定，但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识趣。
老实说，张说的人生轨迹就连李潼都颇为羡慕。不同于一些世代冠缨的纨绔子弟，虽然张说也是一个少年得志的典型，但出身普通地主家庭的张说能够崭露头角，凭的真就是个人出众素质。
张说文辞有力、学养不俗，在政治氛围最为紧张诡谲的武周时期踏入官场，多少大佬都栽得头破血流，张说在这样的时局中却能稳步上升、左右逢源。
哪怕在相王李旦当国时期，许多跟李潼过往甚密的时流都被扫出朝堂，张说居然还能不受影响，而且在李潼归都之前便做好了一切切换阵营的准备，这家伙天生就是一个混官场的料。
而且张说还不只是此前苏味道之流的官场混子，凡所历职都颇有业绩。包括如今在集英馆中，也是李潼以集英馆分薄两省事权的一个重要助手。
有的时候朝事论定需拟制敕，中书官员都还在斟酌，张说已经能够顿笔成稿，其书言精熟甚至就连成名已久的李峤都颇有不及。
甚至此前李潼刻意刁难张说，在洛阳的时候以张说担任刑司官员，张说虽然心里不乐意，但还是交出了一份还算让人满意的答卷。
能够成为盛世名相，甚至可以跟姚元崇这种千古名相掰腕子，张说各方面的素质也的确是出众。
所以对于张说，李潼真的是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集英馆设立这么短时间内就初步掌握一部分制敕枢机事宜，张说可谓是功不可没。若集英馆只是凑起了一群虾兵蟹将、不堪事用，李潼也不好直接分权中书，否则吃相就太难看了。
眼下集英馆事尚有倚重张说之处，李潼也就暂时不打算将张说挪作他用。不过对于张说，李潼也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规划。
他希望能够通过张说的转迁履历，给日后的宰执文官们树立一个履历典范，这当中便包括偏远州府乃至于边务方面的历练。张说素质优秀，且并没有强硬的家世背景，未来李潼打算逐步扩大科举人才的队伍，以稀释荫授比例，张说无疑就是一个极好的样本。
郑浮丘作为李潼的小舅子，在集英馆担任一个直学士，也是李潼优待后族的一个体现。他也不奢望这个小舅子能够表现出多么优秀的才能，只要中规中矩，堪任其事，也就足够了。
四名直学士中，裴光庭算是资历最浅，但又背景最硬。其人既是一代名臣裴行俭的幼子，其母厍狄氏又得宠武周一朝，在诸外命妇中甚有威信。而且裴光庭也娶了荥阳郑氏女子，算起来跟李潼份属连襟。李潼将裴光庭摆在集英馆中，除了有意栽培之外，也不无借重其背景、使集英馆更加显重的意思。
君王虽然大权独揽，但并不意味着凡事都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任意对朝情结构进行调整改变。
像原本历史上武周中后期，他奶奶武则天也曾试图设立新机构以分两省事权，那就是控鹤监，但是因为所任非人，使得控鹤监声名狼藉，在后世更沦为男宠机构的评价。
以武则天的政治智慧，设立控鹤监的目的当然不可能只是给两个小玩意儿搞事情。
控鹤监负责编修《三教珠英》这样的重要典籍，而且诸如李峤、张说、郭元振、魏知古、刘知几、宋之问、沈佺期等或一时名臣、或文史大家都参与其事，甚至就连唐休璟也曾与此有干，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艳事机构？
很明显，武则天设立控鹤监的最终目的，还是想培养一批新的“北门学士”，继续加强其对朝政的控制力。而二张兄弟沦落到那种下场，自然也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真的触犯到两省宰相的权力，以至于下场连薛怀义都不如。
所以张柬之等人所发动的神龙政变，归根到底还是相权与君权的一次碰撞，至于李武的大义之争还在其次，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因此李显上位后，借武三思反杀五王，并且一家人齐上阵对宰相权力大肆侵占。
李潼搞的集英馆，虽然名号有异，但本质类似。所以他至今不设中书令，惟一一个中书侍郎杨再思也安排在东都留守，担任门下长官的侍中姚璹也已经是高龄之用。
甚至于将朝廷中枢迁回长安这个他经营已久的祖业，法礼正当之外，也是为了给收权并重新分配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场所。
除诸已经崭露头角的在馆学士之外，这一次集英馆招选生员，当然也是为了扩充新血，在原本诸国学之外，给自己开辟一个新的人才培养基地。
所以对于第一届的集英馆生，李潼也投入了不小的精力，务求要把未来几十年间在各领域能够有所建树的种子选手都召入其中，从而确立集英馆对时局政治相对长久的影响力。
对于这一届的执政班子，李潼还是比较满意的。几名宰相各有所专、各有所事，基本上在他们各自负责的领域中，政事都能有条不紊的运行着，李潼只需总览大概，不需事必躬亲。正因宰相们尽心尽力，他才有闲情偶尔鱼服坊居，不必每天都紧盯着朝政事务。
当然，宰相们也并非一团和气，彼此之间还是略有摩擦。比如李元素自恃久事行台的资望，不怎么瞧得上格辅元这种靖国时期结束之后才归朝的宰相。而姚元崇对刘幽求同样有些不太感冒，认为刘幽求无参两省机要、骤攫宰相，是恃幸之徒。
诸员之间虽然存在一些矛盾龃龉，倒也没有达到耽误正常事务运作的程度，李潼偶尔从中稍作协调，大多数时间则就是视而不见。
外朝是比内宫还要复杂的场景，臣员们一团和气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没上升到产生严重内耗的程度，也实在没有干涉过问的必要。有才能的人难免棱角分明，但如果恃才傲物、搞不好与同僚之间的关系，逼得君王要亲自插手处理，那就越过了尺度。
宰相们也都是颇为成熟的政治人物，自然明白当下基调就是稳中求进，无论任何人破坏这一前提，哪怕他的政治主张多么具有前瞻性，也终究不够务实，是一定会被取代的。
更何况当今圣人从来也不是一个惟仗祖荫而幸居大位之人，该要对什么人事下手，自有一套标准，也从来不会拖泥带水。适当时候收敛棱角，也是他们各自都有体会的共识。
政事堂诸员各司其职，即定的政策方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而李潼除了领掌大概之外，还有一件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对后继队伍的培养。
从东都洛阳便创建起来的集英馆，既是李潼的一个智囊团，也是对中高层官员们的培养基地。此前集英馆诸学士如宋璟之流，都已经开始出治大州。后继者张说之流，也都逐步的开始崭露头角。
返回长安后，李潼对集英馆人事结构又稍作调整，确立了两名学士分知馆事，四名直学士掌判馆务，十二名侍读学士参编修、备问等诸事。接下来还要招收一定的馆生，进行一些教学、观政方面的工作。
两名集英馆学士分别是中书舍人李峤、门下给事中马怀素，四名直学士分别是陆景初、张说、郑浮丘与裴光庭。
李峤与马怀素分兼两省要职，自然是李潼安排在两省的两个耳目钉子。李峤掌修《时政记》，而马怀素则开始领衔修编《则天实录》。两事虽然还没有正式从两省分割出来，但因为各自领事长官的缘故，集英馆诸人也能加入到相关的编撰工作中去。
四名直学士中，陆景初自不必多说，早年便是雍王府内学士，只因其父陆元方坐镇蜀中的缘故、暂时没有外放历练，毕竟父子并治大州有些不妥，若要外放的话，凭其资历也已经足堪大州通判。
如今陆景初在朝，已经是江南士人后起之秀当中的翘楚人物，类似姚璹等江南宰相对其也颇寄厚望，是将他当作江南人士的在朝二代目来培养。
当然，李潼用人还是有自己一番考量。虽然说江南士人在他崛起过程中助力颇多，但他如今既然已经是天下之主，当然不可能再作小圈子打算，尽管本身对陆景初也比较看好，但陆景初上位的过程终究不会太顺利。
姚璹年事渐高，下一步李潼打算以山南道政治情况为参考、若是山南道兴治态势良好，则就将王方庆再召回朝中担任宰相。王方庆之后，则就是正在河北历练的钟绍京。
至于陆景初，且先放任州府二十年，若所事勤恳，政绩可称，五十多岁的年纪登朝拜相时犹未晚。
集英馆的另一名直学士张说，也是李潼重点培养的一个人选。虽然张说这个小滑头在政治立场上人品略有瑕疵，不够坚定，但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识趣。
老实说，张说的人生轨迹就连李潼都颇为羡慕。不同于一些世代冠缨的纨绔子弟，虽然张说也是一个少年得志的典型，但出身普通地主家庭的张说能够崭露头角，凭的真就是个人出众素质。
张说文辞有力、学养不俗，在政治氛围最为紧张诡谲的武周时期踏入官场，多少大佬都栽得头破血流，张说在这样的时局中却能稳步上升、左右逢源。
哪怕在相王李旦当国时期，许多跟李潼过往甚密的时流都被扫出朝堂，张说居然还能不受影响，而且在李潼归都之前便做好了一切切换阵营的准备，这家伙天生就是一个混官场的料。
而且张说还不只是此前苏味道之流的官场混子，凡所历职都颇有业绩。包括如今在集英馆中，也是李潼以集英馆分薄两省事权的一个重要助手。
有的时候朝事论定需拟制敕，中书官员都还在斟酌，张说已经能够顿笔成稿，其书言精熟甚至就连成名已久的李峤都颇有不及。
甚至此前李潼刻意刁难张说，在洛阳的时候以张说担任刑司官员，张说虽然心里不乐意，但还是交出了一份还算让人满意的答卷。
能够成为盛世名相，甚至可以跟姚元崇这种千古名相掰腕子，张说各方面的素质也的确是出众。
所以对于张说，李潼真的是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集英馆设立这么短时间内就初步掌握一部分制敕枢机事宜，张说可谓是功不可没。若集英馆只是凑起了一群虾兵蟹将、不堪事用，李潼也不好直接分权中书，否则吃相就太难看了。
眼下集英馆事尚有倚重张说之处，李潼也就暂时不打算将张说挪作他用。不过对于张说，李潼也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规划。
他希望能够通过张说的转迁履历，给日后的宰执文官们树立一个履历典范，这当中便包括偏远州府乃至于边务方面的历练。张说素质优秀，且并没有强硬的家世背景，未来李潼打算逐步扩大科举人才的队伍，以稀释荫授比例，张说无疑就是一个极好的样本。
郑浮丘作为李潼的小舅子，在集英馆担任一个直学士，也是李潼优待后族的一个体现。他也不奢望这个小舅子能够表现出多么优秀的才能，只要中规中矩，堪任其事，也就足够了。
四名直学士中，裴光庭算是资历最浅，但又背景最硬。其人既是一代名臣裴行俭的幼子，其母厍狄氏又得宠武周一朝，在诸外命妇中甚有威信。而且裴光庭也娶了荥阳郑氏女子，算起来跟李潼份属连襟。李潼将裴光庭摆在集英馆中，除了有意栽培之外，也不无借重其背景、使集英馆更加显重的意思。
君王虽然大权独揽，但并不意味着凡事都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任意对朝情结构进行调整改变。
像原本历史上武周中后期，他奶奶武则天也曾试图设立新机构以分两省事权，那就是控鹤监，但是因为所任非人，使得控鹤监声名狼藉，在后世更沦为男宠机构的评价。
以武则天的政治智慧，设立控鹤监的目的当然不可能只是给两个小玩意儿搞事情。
控鹤监负责编修《三教珠英》这样的重要典籍，而且诸如李峤、张说、郭元振、魏知古、刘知几、宋之问、沈佺期等或一时名臣、或文史大家都参与其事，甚至就连唐休璟也曾与此有干，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艳事机构？
很明显，武则天设立控鹤监的最终目的，还是想培养一批新的“北门学士”，继续加强其对朝政的控制力。而二张兄弟沦落到那种下场，自然也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真的触犯到两省宰相的权力，以至于下场连薛怀义都不如。
所以张柬之等人所发动的神龙政变，归根到底还是相权与君权的一次碰撞，至于李武的大义之争还在其次，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因此李显上位后，借武三思反杀五王，并且一家人齐上阵对宰相权力大肆侵占。
李潼搞的集英馆，虽然名号有异，但本质类似。所以他至今不设中书令，惟一一个中书侍郎杨再思也安排在东都留守，担任门下长官的侍中姚璹也已经是高龄之用。
甚至于将朝廷中枢迁回长安这个他经营已久的祖业，法礼正当之外，也是为了给收权并重新分配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场所。
除诸已经崭露头角的在馆学士之外，这一次集英馆招选生员，当然也是为了扩充新血，在原本诸国学之外，给自己开辟一个新的人才培养基地。
所以对于第一届的集英馆生，李潼也投入了不小的精力，务求要把未来几十年间在各领域能够有所建树的种子选手都召入其中，从而确立集英馆对时局政治相对长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