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登基大典举行完毕的第二天，皇后册封典礼便开始进行筹备。
皇后作为坤极之位，后宫之主、母仪天下，其册封同样也是国之大典。虽然规格略低于皇帝的登基大典，但基本流程也都相差仿佛，同样需要进告天地祖宗、群臣进贺。除此之外，还有外朝诸命妇进行拜贺。
同时，由于本朝还有一位身份地位俱不同寻常的太皇太后，在典礼筹备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太皇太后的存在感。
登基大典举行第二天之后，外朝诸命妇们便陆续进入了光顺门外的命妇院暂居以待参礼。这其中，曾经在武周朝担任御正女官的裴行俭夫人厍狄氏被任命为内礼仪使，与外朝礼部尚书欧阳通一同筹备册封典礼。
李潼在皇后寝殿长安殿留宿一夜后，便又乖乖的返回了自己的寝殿蓬莱殿。诸礼仪琐事皆付有司操办，而他也并没有清闲下来，自有大量的事务等待他去处理决策。
眼下诸外事方面，除了仍在进行的河北针对契丹人的追击，倒也没有太过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河北方面最新的战事进展也是喜人，随着李尽忠暴毙于瀛州、契丹军事大溃，接下来的战事便是各种追击。
这其中，黑齿常之、唐先择、杨显宗三路大军已经在幽州成功会师，河北境内的贼踪基本已经被肃清。原本回拒幽州的孙万荣所部契丹叛军也被已经抵达河北战场的张仁愿击败，并且一路乘胜追击，在原北方将领杨玄基、张九节等配合下，前路人马已经进入辽西地区，正在着手收复营州。
不同于原本历史上一言难尽的平叛战争，李尽忠主力被击溃于河北内部的瀛州，孙万荣所部虽然仍还保存一定实力，但已经不成大患。奚人倒戈也让契丹人失去了最大的盟友，而且这盟友一旦倒戈，插起刀来就更加的凶狠。
这其中，单单奚酋李大酺一次性便向大唐进献了足足五千多契丹人的首级，除了在正面战场上收割契丹溃卒的人头之外，留守族地的奚人甚至攻入了契丹人的松漠州，大肆掳掠杀害留守的契丹人部伍，一副要一鼓作气把契丹人搞残的架势。
原本历史上，作为契丹叛乱失败最大推手的突厥默啜，由于此前落败于东受降城，非但没能染指河曲，也没有力量再插手东北方面的战事。因此眼下的东北方面，唐军再次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
当然，在这一片大好的局面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东北方面，唐人的数量并不占优，大量东胡部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随着以营州为中心的羁縻秩序的崩溃，想要让这些东胡部族再重新归入大唐的统序中来，仍需一番苦功。
这当中最大的隐患莫过于靺鞨人的东逃，靺鞨也是东胡中一个古老的部族，如果不考虑其部族在大唐羁縻秩序下的独立性，那么靺鞨人的力量其实还要胜过契丹。
当然这一份强大也是充满了血泪，大唐初期，靺鞨人不幸生活在大唐与高句丽两大强权之间，其部落联盟中势力最大的粟末靺鞨便产生了分裂，一部分加入了大唐，并产生了以李谨行为代表的粟末蕃将群体。
至于另一部分族人，则就受到高句丽的驱使奴役，并安排在与大唐作战最前线的辽东地区。这一部分人际遇就要悲惨许多，随着高句丽的覆亡，作为战败者的仆从军而加入大唐，首领被扣押在营州，部属则安置在辽东地区，受大唐控制与更加东北的黑水靺鞨作战。
这一次从营州东逃的靺鞨首领乞乞仲象等，便属于后者。他们当然享受不到太多大唐的恩惠，所领略到更多还是大唐的残暴，心中当然存怨不浅，想要重新招抚回来并不容易。
而且辽东方面还存在着多达十几万户的高句丽遗民，这些人与靺鞨人也有着充分的融合，很有几分难兄难弟的味道。这也是原本历史上，渤海国得以建立的客观基础。
在当下这个时空中，李潼当然不允许海东再出现渤海国这样一个存在，但也明白若只是一味征剿、恐怕会适得其反。
所以他也充分利用大唐此前几次东征所遗留的人事基础，一方面大力提拔东北系的将领，黑齿常之麾下就有数名原高句丽高氏、泉氏等人选，用以分化高句丽遗民。另一方面就是积极联络黑水靺鞨，通过这些东胡本土力量遏止住粟末靺鞨的东逃之路。
以夷制夷向来都是强大帝国维持边疆秩序的不二法门，毕竟想要维持这么大的疆土规模，全凭正面战场的投入，哪怕再强大的政权也禁不住这种消耗。虽然过程中难免会有养虎为患的弊端，但总体上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李潼这些年与周边诸胡也算是打过不少的交道，感触最深其实还是在面对边疆胡患的问题上，把一个部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观点还是稍显粗暴简陋。除了政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维度，那就是阶级之间的矛盾。
大唐立国以来，对周边诸胡的政策虽有强硬、但也不失怀柔，整体上而言还是一种开放与包容。高宗一朝疆域盛极，四面出击，虽然这些蕃胡们也难免征役之苦，但所获得的封奖赏赐等各种战争红利也是不少。
但这一部分战争红利，绝大多数都被那些蕃胡酋首们所截留，普通的部族民众得惠甚少，这就在底层中形成了强烈的不满。而那些蕃胡酋首们，一方面从大唐获取各种战争红利，一方面则就煽动与利用这种底层怨气，不断作乱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有关这一点，那些西河行社胡奸雇佣军们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大唐军队中存在着大量的城傍与仆从军，但整体战斗力不高，顶多跟在主力唐军后面打打顺风仗、清理一下战场，或者承担各种军事劳役。
但西河行社不同于那些胡酋们各自统率的仆从军，他们是由朝廷直接遣使、并由唐人将领直接指挥战斗，战争的奖赏也直接下放到士卒个人。所以在战场上的表现也都极为生猛，无论是在攻坚还是在野战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其实无论唐人还是蕃胡，真正底层生活都极为清苦。但相对而言，大唐占据着此世面积最为广阔、适宜耕作的土地，而且还有律令法规去维持籍民的生存空间。而那些底层蕃胡部属们，则就完全活得没个人样，可以说是各自酋首的私人财产。
达则兼济天下，李潼觉得很有必要将福报传达六夷，解放那些被诸胡酋首们所奴役的蕃胡人民。毕竟大唐皇帝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无论华夷皆我子民啊。
所以接下来对东北局势的平复策略，他便打算以羁縻兼以编户，通过乡里三长等逐步取代豪酋都督。当然，诸蕃情况不同，完全的生搬硬套未必能够达成预想中的效果，但只要能够削弱蕃胡部族那种人身依附与隶属关系的部落制度，就值得尝试。
毕竟种姓制度里都能搞民主普选，还有什么是不行的。先从一些势力弱小的蕃胡部族里练练手，玩坏了就玩坏了，只要稍有成果，那就可以继续推广。
当然，诸胡那样的社会组织结构也自有其深刻原因所在。生产力低下，没有农耕这样稳定的生产方式，个体对抗风险的能力太小，不得不抱团求生。
在李潼之前，不是没有个人或者政权尝试此事，但多数无疾而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没有稳定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即便强行编户，这些籍户也很难长久的存在，各自破产、沦为赤贫后又聚集起来爆发更大的动乱。毕竟就连中原王朝，都难免土地兼并的周期性矛盾爆发。
不过李潼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目的本也不够纯粹。
他所着眼更多，还是在最短时间内挽回从高宗后期直至武周一朝逐渐有所衰落的军事霸权，只有在军事上重新回到高光时刻，确立一个不容挑衅的权威，接下来才是需要考虑制度与生产力是否配合的问题。
对于诸胡编户，他心里也有着一个清晰的尺度判定，那就是需要满足军事雇佣、贸易互补以及原料供给等几方面的要求。诸胡若不能满足这几类要求，留着价值也不大。
比如随着三受降城建立起来，河朔方面形势趋于稳定，河曲六州的东突厥降户们可以征募为兵、放牧提供马匹、皮毛、肉食等各种物资，以及参与盐业生产乃至于矿业开采，这就有编户的价值。
至于仍然活跃在漠北地区的那些突厥人众，就是需要狩猎追击的目标。
这些蕃胡的存在，不只不能给大唐带来利益，同样也会威胁到河曲六州他们那些同族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饭碗在哪里，屁股就在哪里，哪有那么多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皇后作为坤极之位，后宫之主、母仪天下，其册封同样也是国之大典。虽然规格略低于皇帝的登基大典，但基本流程也都相差仿佛，同样需要进告天地祖宗、群臣进贺。除此之外，还有外朝诸命妇进行拜贺。
同时，由于本朝还有一位身份地位俱不同寻常的太皇太后，在典礼筹备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太皇太后的存在感。
登基大典举行第二天之后，外朝诸命妇们便陆续进入了光顺门外的命妇院暂居以待参礼。这其中，曾经在武周朝担任御正女官的裴行俭夫人厍狄氏被任命为内礼仪使，与外朝礼部尚书欧阳通一同筹备册封典礼。
李潼在皇后寝殿长安殿留宿一夜后，便又乖乖的返回了自己的寝殿蓬莱殿。诸礼仪琐事皆付有司操办，而他也并没有清闲下来，自有大量的事务等待他去处理决策。
眼下诸外事方面，除了仍在进行的河北针对契丹人的追击，倒也没有太过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河北方面最新的战事进展也是喜人，随着李尽忠暴毙于瀛州、契丹军事大溃，接下来的战事便是各种追击。
这其中，黑齿常之、唐先择、杨显宗三路大军已经在幽州成功会师，河北境内的贼踪基本已经被肃清。原本回拒幽州的孙万荣所部契丹叛军也被已经抵达河北战场的张仁愿击败，并且一路乘胜追击，在原北方将领杨玄基、张九节等配合下，前路人马已经进入辽西地区，正在着手收复营州。
不同于原本历史上一言难尽的平叛战争，李尽忠主力被击溃于河北内部的瀛州，孙万荣所部虽然仍还保存一定实力，但已经不成大患。奚人倒戈也让契丹人失去了最大的盟友，而且这盟友一旦倒戈，插起刀来就更加的凶狠。
这其中，单单奚酋李大酺一次性便向大唐进献了足足五千多契丹人的首级，除了在正面战场上收割契丹溃卒的人头之外，留守族地的奚人甚至攻入了契丹人的松漠州，大肆掳掠杀害留守的契丹人部伍，一副要一鼓作气把契丹人搞残的架势。
原本历史上，作为契丹叛乱失败最大推手的突厥默啜，由于此前落败于东受降城，非但没能染指河曲，也没有力量再插手东北方面的战事。因此眼下的东北方面，唐军再次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
当然，在这一片大好的局面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东北方面，唐人的数量并不占优，大量东胡部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随着以营州为中心的羁縻秩序的崩溃，想要让这些东胡部族再重新归入大唐的统序中来，仍需一番苦功。
这当中最大的隐患莫过于靺鞨人的东逃，靺鞨也是东胡中一个古老的部族，如果不考虑其部族在大唐羁縻秩序下的独立性，那么靺鞨人的力量其实还要胜过契丹。
当然这一份强大也是充满了血泪，大唐初期，靺鞨人不幸生活在大唐与高句丽两大强权之间，其部落联盟中势力最大的粟末靺鞨便产生了分裂，一部分加入了大唐，并产生了以李谨行为代表的粟末蕃将群体。
至于另一部分族人，则就受到高句丽的驱使奴役，并安排在与大唐作战最前线的辽东地区。这一部分人际遇就要悲惨许多，随着高句丽的覆亡，作为战败者的仆从军而加入大唐，首领被扣押在营州，部属则安置在辽东地区，受大唐控制与更加东北的黑水靺鞨作战。
这一次从营州东逃的靺鞨首领乞乞仲象等，便属于后者。他们当然享受不到太多大唐的恩惠，所领略到更多还是大唐的残暴，心中当然存怨不浅，想要重新招抚回来并不容易。
而且辽东方面还存在着多达十几万户的高句丽遗民，这些人与靺鞨人也有着充分的融合，很有几分难兄难弟的味道。这也是原本历史上，渤海国得以建立的客观基础。
在当下这个时空中，李潼当然不允许海东再出现渤海国这样一个存在，但也明白若只是一味征剿、恐怕会适得其反。
所以他也充分利用大唐此前几次东征所遗留的人事基础，一方面大力提拔东北系的将领，黑齿常之麾下就有数名原高句丽高氏、泉氏等人选，用以分化高句丽遗民。另一方面就是积极联络黑水靺鞨，通过这些东胡本土力量遏止住粟末靺鞨的东逃之路。
以夷制夷向来都是强大帝国维持边疆秩序的不二法门，毕竟想要维持这么大的疆土规模，全凭正面战场的投入，哪怕再强大的政权也禁不住这种消耗。虽然过程中难免会有养虎为患的弊端，但总体上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李潼这些年与周边诸胡也算是打过不少的交道，感触最深其实还是在面对边疆胡患的问题上，把一个部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观点还是稍显粗暴简陋。除了政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维度，那就是阶级之间的矛盾。
大唐立国以来，对周边诸胡的政策虽有强硬、但也不失怀柔，整体上而言还是一种开放与包容。高宗一朝疆域盛极，四面出击，虽然这些蕃胡们也难免征役之苦，但所获得的封奖赏赐等各种战争红利也是不少。
但这一部分战争红利，绝大多数都被那些蕃胡酋首们所截留，普通的部族民众得惠甚少，这就在底层中形成了强烈的不满。而那些蕃胡酋首们，一方面从大唐获取各种战争红利，一方面则就煽动与利用这种底层怨气，不断作乱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有关这一点，那些西河行社胡奸雇佣军们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大唐军队中存在着大量的城傍与仆从军，但整体战斗力不高，顶多跟在主力唐军后面打打顺风仗、清理一下战场，或者承担各种军事劳役。
但西河行社不同于那些胡酋们各自统率的仆从军，他们是由朝廷直接遣使、并由唐人将领直接指挥战斗，战争的奖赏也直接下放到士卒个人。所以在战场上的表现也都极为生猛，无论是在攻坚还是在野战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其实无论唐人还是蕃胡，真正底层生活都极为清苦。但相对而言，大唐占据着此世面积最为广阔、适宜耕作的土地，而且还有律令法规去维持籍民的生存空间。而那些底层蕃胡部属们，则就完全活得没个人样，可以说是各自酋首的私人财产。
达则兼济天下，李潼觉得很有必要将福报传达六夷，解放那些被诸胡酋首们所奴役的蕃胡人民。毕竟大唐皇帝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无论华夷皆我子民啊。
所以接下来对东北局势的平复策略，他便打算以羁縻兼以编户，通过乡里三长等逐步取代豪酋都督。当然，诸蕃情况不同，完全的生搬硬套未必能够达成预想中的效果，但只要能够削弱蕃胡部族那种人身依附与隶属关系的部落制度，就值得尝试。
毕竟种姓制度里都能搞民主普选，还有什么是不行的。先从一些势力弱小的蕃胡部族里练练手，玩坏了就玩坏了，只要稍有成果，那就可以继续推广。
当然，诸胡那样的社会组织结构也自有其深刻原因所在。生产力低下，没有农耕这样稳定的生产方式，个体对抗风险的能力太小，不得不抱团求生。
在李潼之前，不是没有个人或者政权尝试此事，但多数无疾而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没有稳定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即便强行编户，这些籍户也很难长久的存在，各自破产、沦为赤贫后又聚集起来爆发更大的动乱。毕竟就连中原王朝，都难免土地兼并的周期性矛盾爆发。
不过李潼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目的本也不够纯粹。
他所着眼更多，还是在最短时间内挽回从高宗后期直至武周一朝逐渐有所衰落的军事霸权，只有在军事上重新回到高光时刻，确立一个不容挑衅的权威，接下来才是需要考虑制度与生产力是否配合的问题。
对于诸胡编户，他心里也有着一个清晰的尺度判定，那就是需要满足军事雇佣、贸易互补以及原料供给等几方面的要求。诸胡若不能满足这几类要求，留着价值也不大。
比如随着三受降城建立起来，河朔方面形势趋于稳定，河曲六州的东突厥降户们可以征募为兵、放牧提供马匹、皮毛、肉食等各种物资，以及参与盐业生产乃至于矿业开采，这就有编户的价值。
至于仍然活跃在漠北地区的那些突厥人众，就是需要狩猎追击的目标。
这些蕃胡的存在，不只不能给大唐带来利益，同样也会威胁到河曲六州他们那些同族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饭碗在哪里，屁股就在哪里，哪有那么多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