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是个小天才。”爱德华说。
他还没有见过，能这么快复圆魔方的人呢，更何况是一个，只接触过魔方不过几次的小孩子。
三蛋舔着小舌尖儿，可没发现自己是个天才，就是想着，要是爱德华伯伯能再给自己玩一回呢，他自信这一回，可以复圆的更快。
自治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就在外面等着，他们给爱德华安排了别的采访路线，准备要带他去看矿区的工人文化馆，以及矿区正在开拓的6号基地，6号基地算得上超级工程了，也算是给外国人展示一下自治区的实力嘛。
谁知道看着一群孩子欢天喜地的跳上拖拉机，要往农场去，爱德华想了想，就跟自治区的工作人员说：“走吧，我们也去农场。”
“农场，那地方没什么看头，爱德华先生，矿区文工团的同志们还给您安排了盛大的《红色娘子军》演出，等您去完6号基地，就去看呢。”
爱德华皱眉，又摇头：“不不，还是去农场吧，比起来，我更想知道你们农场里的农民们，是怎么工作的。”
“严格来说，他们不算农民，他们属于农业工人，和真正的农民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去参观一下农业工人们的工作，可以吗？”爱德华语气比较强硬。
怎么说了，他今年五十岁了，当时上海还是租界的时候，曾跟着做神父的父亲就住在上海，对于童工，真的是印象深刻。
共和国，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已经来了不知多少回了，当然，从‘黄祸’到‘红潮’，他写了大批量介绍共和国的文章，在美国可以说是权威的中国通，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使唤童工能像陈丽娜那么理直气壮的。
这一回，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看起来狂热于权力的，慈禧式的女农场主，在教育孩子上的失败。
母亲的教育，决定着孩子的出路。而孩子的出路，决定着共和国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个农场主的母亲，看似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个体。
但是，像她一样的共和国的女性，才是真正掌握着共和国明天的人。
《论童工和她的中国母亲》——记录一个国家从母亲的手里走向无尽的黄昏和衰落。
这，就是爱德华此趟边疆之行的报道题目了。
农场里，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
虽然说一大批的知青全部反回城市了，但留下来的也很多。
尤其是女知青们，年龄大了，在农场里组成家庭一起安了家的，就有近十户了，还有因为看过报纸，举家搬迁到边疆来的搬迁户们，填满了知青们的地窝子还不够，现在还得不停挖新的。
虽然说现在不闹革命了，但是又闹起了路线方针。
今天这样的方针，明天那样的方针，今天说社员致富有理，明天又说，养头猪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非得上门来割。
总之，生产要搞，方针也不得不尊循。
比如说，孙多余最近养了一只猪，按照人民公社的看法，猪可以产生经济价值，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了。
于是最近从矿区来很多人，专门找着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没办法，孙多余给猪起了个名字，叫大花，然后，认它做了妹妹。
这不，有人上门，要牵走她的猪，她就急了：“这明明是我妹妹，咋个能是猪，你们看走眼了，这是我妹妹，不卖。”
“孙多余，你啥眼神儿啊，这分明就是头猪，什么妹妹，你是说你生的就跟这头猪一样丑吧？”来人是矿区国营饭店退休下来的老厨子邓大庆，现在不做菜了，专门瞅着割尾巴的。
“你就说我是头猪我也认，要不你连我一起抓走，要不就留下我妹妹。”孙大余抱着只小黑猪，分毫不让。
“小姨，你咋啦？”就在这时，聂卫民从拖拉机上跳下来了，上前就问。
“哟，场长家的少爷，你好你好，我是邓大庆，少爷你好。”
“这农场里现在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连少爷这种资本主义的名字都叫上了，我就问你，你是来农场劳动的吗？”聂卫民反问。
邓大庆左右看了看，笑着挥了挥手就说：“不是不是，我大概说错话了，行行，我在去别处转转，你们慢慢忙啊。”
孙多余有仨大外甥，现在跟她关系都还挺好的。
拍了拍肥猪的屁股，她说：“你们不是都爱吃猪肉嘛，姨把它养大了过年宰，今年过年你们来我家吃肉，成不？”
孙多余原本很邋遢的，直到陈丽娜来了，才每天教着她洗澡洗屁股，送她内裤贴身内衣什么的，让这老闺女慢慢儿的变干净了。
出于对母亲的爱，聂卫民兄弟只要来农场，也很愿意跟她一起劳动，挣了工分也全算在她的名下，这样，能帮她多换点劳保和白面嘛。
“姨你今天去干啥，我们帮你。”聂卫民说着，就扛起了锄头。
孙多余说：“陈场长把西山向阳那块地全包给我了呢，说不论时间，只要能把那片地里的棉花全补齐了，就算我三十个工分。”
“哇，三十个，小姨，我们一起帮你吧，咱们挣取一天干完，咋样？”
“二蛋，将来两条猪大腿姨都给你。”
“好呐，姨，咱们走吧。”
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劳动制。
他还没有见过，能这么快复圆魔方的人呢，更何况是一个，只接触过魔方不过几次的小孩子。
三蛋舔着小舌尖儿，可没发现自己是个天才，就是想着，要是爱德华伯伯能再给自己玩一回呢，他自信这一回，可以复圆的更快。
自治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就在外面等着，他们给爱德华安排了别的采访路线，准备要带他去看矿区的工人文化馆，以及矿区正在开拓的6号基地，6号基地算得上超级工程了，也算是给外国人展示一下自治区的实力嘛。
谁知道看着一群孩子欢天喜地的跳上拖拉机，要往农场去，爱德华想了想，就跟自治区的工作人员说：“走吧，我们也去农场。”
“农场，那地方没什么看头，爱德华先生，矿区文工团的同志们还给您安排了盛大的《红色娘子军》演出，等您去完6号基地，就去看呢。”
爱德华皱眉，又摇头：“不不，还是去农场吧，比起来，我更想知道你们农场里的农民们，是怎么工作的。”
“严格来说，他们不算农民，他们属于农业工人，和真正的农民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去参观一下农业工人们的工作，可以吗？”爱德华语气比较强硬。
怎么说了，他今年五十岁了，当时上海还是租界的时候，曾跟着做神父的父亲就住在上海，对于童工，真的是印象深刻。
共和国，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已经来了不知多少回了，当然，从‘黄祸’到‘红潮’，他写了大批量介绍共和国的文章，在美国可以说是权威的中国通，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使唤童工能像陈丽娜那么理直气壮的。
这一回，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看起来狂热于权力的，慈禧式的女农场主，在教育孩子上的失败。
母亲的教育，决定着孩子的出路。而孩子的出路，决定着共和国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个农场主的母亲，看似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个体。
但是，像她一样的共和国的女性，才是真正掌握着共和国明天的人。
《论童工和她的中国母亲》——记录一个国家从母亲的手里走向无尽的黄昏和衰落。
这，就是爱德华此趟边疆之行的报道题目了。
农场里，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
虽然说一大批的知青全部反回城市了，但留下来的也很多。
尤其是女知青们，年龄大了，在农场里组成家庭一起安了家的，就有近十户了，还有因为看过报纸，举家搬迁到边疆来的搬迁户们，填满了知青们的地窝子还不够，现在还得不停挖新的。
虽然说现在不闹革命了，但是又闹起了路线方针。
今天这样的方针，明天那样的方针，今天说社员致富有理，明天又说，养头猪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非得上门来割。
总之，生产要搞，方针也不得不尊循。
比如说，孙多余最近养了一只猪，按照人民公社的看法，猪可以产生经济价值，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了。
于是最近从矿区来很多人，专门找着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没办法，孙多余给猪起了个名字，叫大花，然后，认它做了妹妹。
这不，有人上门，要牵走她的猪，她就急了：“这明明是我妹妹，咋个能是猪，你们看走眼了，这是我妹妹，不卖。”
“孙多余，你啥眼神儿啊，这分明就是头猪，什么妹妹，你是说你生的就跟这头猪一样丑吧？”来人是矿区国营饭店退休下来的老厨子邓大庆，现在不做菜了，专门瞅着割尾巴的。
“你就说我是头猪我也认，要不你连我一起抓走，要不就留下我妹妹。”孙大余抱着只小黑猪，分毫不让。
“小姨，你咋啦？”就在这时，聂卫民从拖拉机上跳下来了，上前就问。
“哟，场长家的少爷，你好你好，我是邓大庆，少爷你好。”
“这农场里现在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连少爷这种资本主义的名字都叫上了，我就问你，你是来农场劳动的吗？”聂卫民反问。
邓大庆左右看了看，笑着挥了挥手就说：“不是不是，我大概说错话了，行行，我在去别处转转，你们慢慢忙啊。”
孙多余有仨大外甥，现在跟她关系都还挺好的。
拍了拍肥猪的屁股，她说：“你们不是都爱吃猪肉嘛，姨把它养大了过年宰，今年过年你们来我家吃肉，成不？”
孙多余原本很邋遢的，直到陈丽娜来了，才每天教着她洗澡洗屁股，送她内裤贴身内衣什么的，让这老闺女慢慢儿的变干净了。
出于对母亲的爱，聂卫民兄弟只要来农场，也很愿意跟她一起劳动，挣了工分也全算在她的名下，这样，能帮她多换点劳保和白面嘛。
“姨你今天去干啥，我们帮你。”聂卫民说着，就扛起了锄头。
孙多余说：“陈场长把西山向阳那块地全包给我了呢，说不论时间，只要能把那片地里的棉花全补齐了，就算我三十个工分。”
“哇，三十个，小姨，我们一起帮你吧，咱们挣取一天干完，咋样？”
“二蛋，将来两条猪大腿姨都给你。”
“好呐，姨，咱们走吧。”
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劳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