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义军元首府现任副总参军、神机军师朱武前来询问：“蒙山一役中，我军俘虏了近五万匪兵，请主公示下，该如何处置这些俘虏？”
卢俊义想了想，问了朱武一个问题：“我军现在的兵力还需不需要扩充？”
朱武猛地摇头道：“我军在这二年内扩充太快，到现在为止，陆军方面已经有了四个军二十个师，超过二十万人马；海军方面也快编成了三个军十五个师，将近十五万人，这是梁山的主力作战部队，合起来共有三十五万人。而且，现在每个州府都有近万名精锐民兵编制起来的防备军，每个县城亦有近二千名精锐民兵组织起来的防备军，每个镇寨里亦有近两百名防备军，所有防备军加起来，也将近三十万人，虽然这些地方防备军只领取正规军的一半粮饷，那算起来我梁山义军也足有五十万军队要养。朱武认为不宜再扩军了。”
卢俊义听了这个统计不由得倒吸口冷气，自己这个势力最近二年扩张的太快了。
朱武又讲到一个实际情况：“我军所辖区域不过是山东大部分、河北小部分地区和一些邻海小岛，所有的人口合起来，最多不过一千万。一千万人口里面，十五岁到五十五岁可以耕种的劳力不过三百万，如此一来就是六个人耕种养一个士兵。”
听到这些数字，卢俊义不禁想起了北宋朝廷曾经面临的问题：“《元丰九域志》所载全国共有一千六百五十多万户，假设北方和南方户每户均有七人，则此时全国在籍人口约有一亿一千余万。这么多的人口养了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就被人骂做冗兵，那我们梁山义军现在已有五十万军队，那岂不是冗兵到了极点？！”
随军而来的元首府秘书长李师师在一旁笑道：“主公（什么场合用什么称呼，此时不宜称为官人）多虑了，那些防备军都有属于他们的军屯田地，他们轮流军屯，应能自足。陆军的主力军有一半人马有自己的军屯田地，虽然不能时常耕种，也能满足四分之一的需求。虽然那些海军大部分都没有自己的军屯之地，但他们在海上劫掠海商海盗，所得钱财可以去高丽、日本、吕宋等地购买粮食，另外有些岛屿颇为宽阔，上面也可开垦做为良田，像海军日后将会占领的济州岛和台湾岛等都可作为粮食重地。真正需要用民屯粮食来养活的只有四分之三的陆军和海军，总共二十六万多士兵。”
朱武并不太懂得经济之道，问询道：“除了二十六万多士卒外，还有一万多战马，另外还有三万多伤残士兵和上百万军人家属、四五十万矿工，怕都是难题。”
李师师笑道：“首先我军都拨给军属和伤残士兵一定量的土地，且只收取三成的粮租，剩下七成完全够他们养活自己。我军管辖之地免除了自耕农和佃户的杂税，然后稍微提高了他们交租的比例，有些收五成，有些收六成，对地主收四成，使得我军的军粮储备一直是整个产量的五成左右。原本朝廷从山东这个产量大省收走的粮食占产量的三成多，剩下的六成多能养活九百万人，那现在我军收上来的五成粮食就完全能养活二十六万多士兵、四五十万矿工、仅一万多匹战马。”
在座的还有后勤部财政司的蒋敬，他是前来清点战利品的。
他听了李师师的分析，点了点头，又补充道：“刚才李少校（李师师军衔）所言很有道理，不过忽略了一点儿，军粮的消耗要远大于民粮，沿路的运输是耗费的重点，运粮要靠牲口，牲口在路上吃的比人多，人吃马嚼的，消耗甚大，打个比方，从齐州运粮到登州，运送粮食的部队和牲口都要吃，一来一回就把十车粮食吃掉了三分之二，如果路上遇到阴雨天，粮食在路上发霉变质，也会增大损耗。另外，士卒征战甚耗体力，他们的食欲远胜于平民，想要保证旺盛的战斗力，他们一般要吃平民食量的三倍。如此这般算来，十个以上的劳力养活一个士卒才不至于出现粮食补给的问题。主公，蒋敬认为我军扩军太快，如果要再扩军，必须要多占了地盘和人口以后才能缓缓开始扩军。”李师师频频点头，讲到这些实际问题，还是这个财务专家清楚。
卢俊义点点头，讲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军粮不够了，我们再去提高田租，或者去农户家中抢粮，民众们不堪重负，没准就会在我们义军的地盘上再度揭竿起义。为了避免上述危机发生，我决定，原定的田租和税收标准绝不上升，而且会慢慢下调。义军内部从上到下，要力行勤俭节约，不得浪费粮食，暂时禁止酿酒，所有防备军都必须进行军屯，暂时驻扎地方的主力军也要开荒种田。李少校，将我以上的决定拟成军令，晓谕三军。”
李师师和钱燕儿马上将卢俊义的话记了下来，抄录多份，等会后飞鸽传书给山东各地。
另外卢俊义督促装备部的卢俊智，赶快研发更先进的运输车辆，增加运输速度，缩短运输时间，从而减少军粮运输的消耗，卢俊义很期待诸葛孔明的“木牛流马”重现人间；命各地州府县镇出动民役，整修道路，方便军粮运输和人马调动；在每个州府都设立了耐久储藏的军用粮仓，将军粮分地放置，减少运输路径，使得可以就地补粮。
蒋敬见主公一脸严肃眉头紧锁的模样，笑道：“主公，这军粮问题乃是远虑，并无近忧。”
卢俊义闻听此言，眉头舒展了一点，笑问道：“蒋主管（财政司）何出此言？”
蒋敬翻了翻账本，笑道：“最近两年我军攻占了十几个州府，尤其是青州和大名府，那里的钱财粮食所获甚丰，另外还有四五十个县城里面也都颇有钱粮，另外祝家庄、曾头市等大恶霸地主的钱粮也是颇丰，我军又将大名府和沧州的所有钱粮和人口都搬迁到山东，使得我军的钱粮和可用的佃户都剧增。如果我军不做大规模扩张和战争的话，目前的钱粮足以支撑五年，不过这五年内，我们开发矿山所得的金银，开辟军屯民屯所得的粮食目前都是收入大于支出。前提条件是，主公不要再像以往那样扩军。如果日后不扩领土和人口而只扩张军队的话，就怕会入不敷出，会有钱粮危机。”
卢俊义笑道：“从此之后，我梁山义军要开始精兵简政。”
蒋敬见卢俊义接受了他跟朱武提出的建议，便顺势又提出了他担心良久的问题：“主公，最近许多农民见矿工的薪俸颇高，都弃田前去矿山做工，另外还有一些农民见经商所获甚丰，都放弃田地前去经商。希望能制定一些奖惩法令，来鼓励农民种田。”
卢俊义心知自己势力的发展给了很多人不良的影响：经商所获可以富可敌国。卢俊义有心遏制一下山东这边过重的重商主义，便问道：“蒋敬，你有什么良策？”
蒋敬顺势将自己思索了很久的理念抛了出来：“卑职的建议是：产粮多的农户，可免除劳役，尽量少对农户大征徭役，不能影响粮食生产，只能在农闲季节动用农民的徭役；减少田租，对民屯、自耕农、地主的收租都相应地减少一成，使得他们收成多，从而激发他们种田和垦荒的积极性。”
卢俊义笑道：“轻徭薄赋，很好的提议，照办！”
蒋敬又说道：“对盈利率较高的商业征收重税，并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而农民的徭役要远比商人要少。”卢俊义皱着眉头想了良久，他确实对后世的那个重商主义非常痛恨、厌恶，但并不代表他就是轻商主义者，他理解商业对生产流通和生产力的作用，便道：“此事需要慎重，我并非重农抑商，只是希望农商并重，这一条你们详加修正，在轻度抑商的基础上不要伤害商人经商的积极性。”
李师师在一旁笑道：“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不用过度抑商，即可使得农商并重，即提高粮食的价格，农民和地主只能卖粮食给义军，再由义军卖粮给城市居民；禁止商人开办粮店买卖粮食，防止他们囤积粮食影响粮价；商人只可以从海外和外地购买粮食回来卖给义军，不准走私粮食出去。”卢俊义拍案叫好道：“绝对不能谷贱伤农，我们这边的粮食价格要在外部粮食平均价格的基础上涨三成，具体价格根据收成情况略作浮动。”
蒋敬针对粮价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山西、湖南、陕西等地大旱，粮价高企，如果我军将粮价也定为那三地的粮价，则官吏、工匠每日所得尚不足得一斗粮。”
卢俊义想了想回道：“现在山东一斗米五十文钱，不如暂将粮价定为八十文钱，丰收和歉收时上下各浮动十文钱。然后每十年根据市场调节一次基本粮价。”
蒋敬笑道：“主公明鉴，这个价格正适合。”(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a href=<a href="http://" target="_blank">http://</a> target=_blank></a>，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卢俊义想了想，问了朱武一个问题：“我军现在的兵力还需不需要扩充？”
朱武猛地摇头道：“我军在这二年内扩充太快，到现在为止，陆军方面已经有了四个军二十个师，超过二十万人马；海军方面也快编成了三个军十五个师，将近十五万人，这是梁山的主力作战部队，合起来共有三十五万人。而且，现在每个州府都有近万名精锐民兵编制起来的防备军，每个县城亦有近二千名精锐民兵组织起来的防备军，每个镇寨里亦有近两百名防备军，所有防备军加起来，也将近三十万人，虽然这些地方防备军只领取正规军的一半粮饷，那算起来我梁山义军也足有五十万军队要养。朱武认为不宜再扩军了。”
卢俊义听了这个统计不由得倒吸口冷气，自己这个势力最近二年扩张的太快了。
朱武又讲到一个实际情况：“我军所辖区域不过是山东大部分、河北小部分地区和一些邻海小岛，所有的人口合起来，最多不过一千万。一千万人口里面，十五岁到五十五岁可以耕种的劳力不过三百万，如此一来就是六个人耕种养一个士兵。”
听到这些数字，卢俊义不禁想起了北宋朝廷曾经面临的问题：“《元丰九域志》所载全国共有一千六百五十多万户，假设北方和南方户每户均有七人，则此时全国在籍人口约有一亿一千余万。这么多的人口养了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就被人骂做冗兵，那我们梁山义军现在已有五十万军队，那岂不是冗兵到了极点？！”
随军而来的元首府秘书长李师师在一旁笑道：“主公（什么场合用什么称呼，此时不宜称为官人）多虑了，那些防备军都有属于他们的军屯田地，他们轮流军屯，应能自足。陆军的主力军有一半人马有自己的军屯田地，虽然不能时常耕种，也能满足四分之一的需求。虽然那些海军大部分都没有自己的军屯之地，但他们在海上劫掠海商海盗，所得钱财可以去高丽、日本、吕宋等地购买粮食，另外有些岛屿颇为宽阔，上面也可开垦做为良田，像海军日后将会占领的济州岛和台湾岛等都可作为粮食重地。真正需要用民屯粮食来养活的只有四分之三的陆军和海军，总共二十六万多士兵。”
朱武并不太懂得经济之道，问询道：“除了二十六万多士卒外，还有一万多战马，另外还有三万多伤残士兵和上百万军人家属、四五十万矿工，怕都是难题。”
李师师笑道：“首先我军都拨给军属和伤残士兵一定量的土地，且只收取三成的粮租，剩下七成完全够他们养活自己。我军管辖之地免除了自耕农和佃户的杂税，然后稍微提高了他们交租的比例，有些收五成，有些收六成，对地主收四成，使得我军的军粮储备一直是整个产量的五成左右。原本朝廷从山东这个产量大省收走的粮食占产量的三成多，剩下的六成多能养活九百万人，那现在我军收上来的五成粮食就完全能养活二十六万多士兵、四五十万矿工、仅一万多匹战马。”
在座的还有后勤部财政司的蒋敬，他是前来清点战利品的。
他听了李师师的分析，点了点头，又补充道：“刚才李少校（李师师军衔）所言很有道理，不过忽略了一点儿，军粮的消耗要远大于民粮，沿路的运输是耗费的重点，运粮要靠牲口，牲口在路上吃的比人多，人吃马嚼的，消耗甚大，打个比方，从齐州运粮到登州，运送粮食的部队和牲口都要吃，一来一回就把十车粮食吃掉了三分之二，如果路上遇到阴雨天，粮食在路上发霉变质，也会增大损耗。另外，士卒征战甚耗体力，他们的食欲远胜于平民，想要保证旺盛的战斗力，他们一般要吃平民食量的三倍。如此这般算来，十个以上的劳力养活一个士卒才不至于出现粮食补给的问题。主公，蒋敬认为我军扩军太快，如果要再扩军，必须要多占了地盘和人口以后才能缓缓开始扩军。”李师师频频点头，讲到这些实际问题，还是这个财务专家清楚。
卢俊义点点头，讲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军粮不够了，我们再去提高田租，或者去农户家中抢粮，民众们不堪重负，没准就会在我们义军的地盘上再度揭竿起义。为了避免上述危机发生，我决定，原定的田租和税收标准绝不上升，而且会慢慢下调。义军内部从上到下，要力行勤俭节约，不得浪费粮食，暂时禁止酿酒，所有防备军都必须进行军屯，暂时驻扎地方的主力军也要开荒种田。李少校，将我以上的决定拟成军令，晓谕三军。”
李师师和钱燕儿马上将卢俊义的话记了下来，抄录多份，等会后飞鸽传书给山东各地。
另外卢俊义督促装备部的卢俊智，赶快研发更先进的运输车辆，增加运输速度，缩短运输时间，从而减少军粮运输的消耗，卢俊义很期待诸葛孔明的“木牛流马”重现人间；命各地州府县镇出动民役，整修道路，方便军粮运输和人马调动；在每个州府都设立了耐久储藏的军用粮仓，将军粮分地放置，减少运输路径，使得可以就地补粮。
蒋敬见主公一脸严肃眉头紧锁的模样，笑道：“主公，这军粮问题乃是远虑，并无近忧。”
卢俊义闻听此言，眉头舒展了一点，笑问道：“蒋主管（财政司）何出此言？”
蒋敬翻了翻账本，笑道：“最近两年我军攻占了十几个州府，尤其是青州和大名府，那里的钱财粮食所获甚丰，另外还有四五十个县城里面也都颇有钱粮，另外祝家庄、曾头市等大恶霸地主的钱粮也是颇丰，我军又将大名府和沧州的所有钱粮和人口都搬迁到山东，使得我军的钱粮和可用的佃户都剧增。如果我军不做大规模扩张和战争的话，目前的钱粮足以支撑五年，不过这五年内，我们开发矿山所得的金银，开辟军屯民屯所得的粮食目前都是收入大于支出。前提条件是，主公不要再像以往那样扩军。如果日后不扩领土和人口而只扩张军队的话，就怕会入不敷出，会有钱粮危机。”
卢俊义笑道：“从此之后，我梁山义军要开始精兵简政。”
蒋敬见卢俊义接受了他跟朱武提出的建议，便顺势又提出了他担心良久的问题：“主公，最近许多农民见矿工的薪俸颇高，都弃田前去矿山做工，另外还有一些农民见经商所获甚丰，都放弃田地前去经商。希望能制定一些奖惩法令，来鼓励农民种田。”
卢俊义心知自己势力的发展给了很多人不良的影响：经商所获可以富可敌国。卢俊义有心遏制一下山东这边过重的重商主义，便问道：“蒋敬，你有什么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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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俊义笑道：“轻徭薄赋，很好的提议，照办！”
蒋敬又说道：“对盈利率较高的商业征收重税，并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而农民的徭役要远比商人要少。”卢俊义皱着眉头想了良久，他确实对后世的那个重商主义非常痛恨、厌恶，但并不代表他就是轻商主义者，他理解商业对生产流通和生产力的作用，便道：“此事需要慎重，我并非重农抑商，只是希望农商并重，这一条你们详加修正，在轻度抑商的基础上不要伤害商人经商的积极性。”
李师师在一旁笑道：“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不用过度抑商，即可使得农商并重，即提高粮食的价格，农民和地主只能卖粮食给义军，再由义军卖粮给城市居民；禁止商人开办粮店买卖粮食，防止他们囤积粮食影响粮价；商人只可以从海外和外地购买粮食回来卖给义军，不准走私粮食出去。”卢俊义拍案叫好道：“绝对不能谷贱伤农，我们这边的粮食价格要在外部粮食平均价格的基础上涨三成，具体价格根据收成情况略作浮动。”
蒋敬针对粮价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山西、湖南、陕西等地大旱，粮价高企，如果我军将粮价也定为那三地的粮价，则官吏、工匠每日所得尚不足得一斗粮。”
卢俊义想了想回道：“现在山东一斗米五十文钱，不如暂将粮价定为八十文钱，丰收和歉收时上下各浮动十文钱。然后每十年根据市场调节一次基本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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