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中午，不停来往的人群才传回来一个新的消息：策划爆炸案的主犯已经被抓住了，那个人就是满洲国兴安分省省长凌升！
范杰听到这个消息，人直接就愣住了：凌升是谁，他怎么会参加到这起刺杀事件当中呢。
范杰可以肯定的是自己的人手除了范兵，其余人早就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就已经全部撤离了新京，根本就不会有被抓获的可能！
那凌升是怎么回事？
范杰开始小心的打听了起来，好在与范杰有着同样好奇的人并不少，范杰一个人并不是太过于显眼！
原来凌升是蒙古族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的正黄旗人，其父便是原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
这父子二人都不是省油的灯，早在清末民国初年，清廷在呼伦贝尔地区改设民治，废副都统衙门，移民实边。由于这一“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过急，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激起少数民族官员和牧民的普遍反感。
他们在厄鲁特旗总管胜福、新巴尔虎旗右翼总管车和札的带领下，于1912年1月发起呼伦贝尔历史上的独立事件。在这次“独立”中，凌升作为胜福的得力慕僚，初露锋芒。此后，他被提升为佐领兼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右两厅帮办。
1917年夏，在日本扶助下，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帮2000余人突然袭击并占领呼伦城。在这紧急时刻，受副都统胜福的委托，凌升组织蒙旗联军，讨伐色布精额匪帮。在这一事件中，又一次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深得副都统胜福和各蒙旗的信任。不久，他出任厄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古的自治开始失去依靠。
在这种情况下，凌升等人便很是顺应潮流，识大体，他们于1920年1月呈请东北当局并转请中央政府，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
同年2月，呼伦贝尔地区恢复民治，设善后督办公署，同时，仍保留副都统署，专辖蒙旗事务。由于凌升的卓越才干和突出的政绩，使他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亦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重视。
1920年以后，凌升先后担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并被封为辅国公。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苏军在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主动请缨出任会长。
这一事件解决后，苏军在撤退前与凌升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呼伦贝尔应向苏靠拢。“满洲国”成立后，日方曾向凌升询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但此事依旧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9?18”事变发生后，凌升也曾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主动参与到“建国”活动当中，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恭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
“满洲国”成立后，贵福担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
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甚至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自己的侍卫官。
然而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便加紧其吞并我国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辅佐者”，是副职，但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
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真面目之后，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都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凌升是“不老实的人”。
日本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为拢络人心和进行奴化教育，曾于8月份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
当伪满政权的官员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时，他又让自己唯一的儿子——时在长春“满洲国”宫内府任侍卫官的色布精太退职，送往哈尔滨铁路政法大学学习俄语。
前几天，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
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岗村宁次不知所措，怒不可遏。
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关东军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
凌升也是参加了前天夜里的晚宴的，结束晚宴之后，凌升同样也被软禁在里缉熙楼！
最初甘粕正彦给这些满洲国的官僚们录口供的时候，凌升就左一个不配合，右一个不配合，甘粕正彦十分的恼怒。昨天晚上，土肥原贤二到了缉熙楼之后，开始对所有满洲国的中日官僚们，进行询问，言谈中很是不客气的凌升，直接被土肥原贤二用来杀鸡骇猴，当着所有人的面连番上了好几种刑法，最后在土肥原贤二的水刑之下，凌升崩溃了。
他不仅交代除了自己与苏军的秘密约定，还将一直与他保持联系的一名苏共地下党也交代了出来，至于刺杀傅仪和关东军司令部的事情，凌升在严刑拷打之下也认了下来！
土肥原贤二也是一阵诧异，他本来想将调查的方向诱往郑孝胥的身上，没想到真的找出来一名苏俄间谍出来！
大松了一口气，土肥原贤二知道自己终于可以交差了，不仅刺杀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关东军也能顺手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为防止地方势力，主要是凌升的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在审问结束以后，驻扎在海拉而和满洲里地区的骑兵第1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
3个月后，凌升由新京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与尹奉吉一起被杀！
凌升的亲信及部下被捕后，在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严刑拷打之下，终于有人承受不住，认下了“通苏通蒙”的罪行。
在新京特别军事法庭上，凌升等人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凌升的亲信部下福龄、春德、华林泰3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其他人则在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革职、停职。
凌升等人处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制定印发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伪满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内分30条。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并称“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
而其中的第九条称：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百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
“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关东军借处决凌升威慑了大大小小的伪满官员，使他们对日本人更加驯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任由摆布。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在9月18日，范杰终于匆匆的离了新京，启程前往哈尔滨！
范杰听到这个消息，人直接就愣住了：凌升是谁，他怎么会参加到这起刺杀事件当中呢。
范杰可以肯定的是自己的人手除了范兵，其余人早就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就已经全部撤离了新京，根本就不会有被抓获的可能！
那凌升是怎么回事？
范杰开始小心的打听了起来，好在与范杰有着同样好奇的人并不少，范杰一个人并不是太过于显眼！
原来凌升是蒙古族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的正黄旗人，其父便是原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
这父子二人都不是省油的灯，早在清末民国初年，清廷在呼伦贝尔地区改设民治，废副都统衙门，移民实边。由于这一“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过急，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激起少数民族官员和牧民的普遍反感。
他们在厄鲁特旗总管胜福、新巴尔虎旗右翼总管车和札的带领下，于1912年1月发起呼伦贝尔历史上的独立事件。在这次“独立”中，凌升作为胜福的得力慕僚，初露锋芒。此后，他被提升为佐领兼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右两厅帮办。
1917年夏，在日本扶助下，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帮2000余人突然袭击并占领呼伦城。在这紧急时刻，受副都统胜福的委托，凌升组织蒙旗联军，讨伐色布精额匪帮。在这一事件中，又一次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深得副都统胜福和各蒙旗的信任。不久，他出任厄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古的自治开始失去依靠。
在这种情况下，凌升等人便很是顺应潮流，识大体，他们于1920年1月呈请东北当局并转请中央政府，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
同年2月，呼伦贝尔地区恢复民治，设善后督办公署，同时，仍保留副都统署，专辖蒙旗事务。由于凌升的卓越才干和突出的政绩，使他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亦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重视。
1920年以后，凌升先后担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并被封为辅国公。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苏军在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主动请缨出任会长。
这一事件解决后，苏军在撤退前与凌升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呼伦贝尔应向苏靠拢。“满洲国”成立后，日方曾向凌升询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但此事依旧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9?18”事变发生后，凌升也曾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主动参与到“建国”活动当中，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恭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
“满洲国”成立后，贵福担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
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甚至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自己的侍卫官。
然而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便加紧其吞并我国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辅佐者”，是副职，但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
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真面目之后，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都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凌升是“不老实的人”。
日本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为拢络人心和进行奴化教育，曾于8月份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
当伪满政权的官员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时，他又让自己唯一的儿子——时在长春“满洲国”宫内府任侍卫官的色布精太退职，送往哈尔滨铁路政法大学学习俄语。
前几天，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
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岗村宁次不知所措，怒不可遏。
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关东军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
凌升也是参加了前天夜里的晚宴的，结束晚宴之后，凌升同样也被软禁在里缉熙楼！
最初甘粕正彦给这些满洲国的官僚们录口供的时候，凌升就左一个不配合，右一个不配合，甘粕正彦十分的恼怒。昨天晚上，土肥原贤二到了缉熙楼之后，开始对所有满洲国的中日官僚们，进行询问，言谈中很是不客气的凌升，直接被土肥原贤二用来杀鸡骇猴，当着所有人的面连番上了好几种刑法，最后在土肥原贤二的水刑之下，凌升崩溃了。
他不仅交代除了自己与苏军的秘密约定，还将一直与他保持联系的一名苏共地下党也交代了出来，至于刺杀傅仪和关东军司令部的事情，凌升在严刑拷打之下也认了下来！
土肥原贤二也是一阵诧异，他本来想将调查的方向诱往郑孝胥的身上，没想到真的找出来一名苏俄间谍出来！
大松了一口气，土肥原贤二知道自己终于可以交差了，不仅刺杀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关东军也能顺手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为防止地方势力，主要是凌升的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在审问结束以后，驻扎在海拉而和满洲里地区的骑兵第1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
3个月后，凌升由新京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与尹奉吉一起被杀！
凌升的亲信及部下被捕后，在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严刑拷打之下，终于有人承受不住，认下了“通苏通蒙”的罪行。
在新京特别军事法庭上，凌升等人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凌升的亲信部下福龄、春德、华林泰3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其他人则在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革职、停职。
凌升等人处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制定印发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伪满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内分30条。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并称“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
而其中的第九条称：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百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
“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关东军借处决凌升威慑了大大小小的伪满官员，使他们对日本人更加驯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任由摆布。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在9月18日，范杰终于匆匆的离了新京，启程前往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