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粪换葱喽!”胡同里传来吆喝声。
    “鸡粪还能换葱?”听到后我迷惑不解,转身跑了出去。
    站在胡同里向南看,看到了洪洋娘,她一向和善可亲,是我最喜欢的大嫂子,只见她一摆手喊住了葱农。葱农推着一辆很大的独轮木推车,两旁各躺卧着一只大扁篓,中间的横架上码着鲜绿的大葱,排排大葱在青灰色土墙和棕褐色木推车的映衬下,杆白叶碧、鲜翠欲滴。两人讨价还价了一会儿,葱农从推车上卸下一只扁篓,提着一杆大秤,跟着大嫂子走进她家。
    我凑上前去,倚在她家大门框上向里看,看到葱农手执铁锹在鸡窝里铲出一堆堆的鸡粪放到扁篓里。扁篓堆满后,两人抬秤,计数算账,把等价的大葱交到大嫂子手里。
    葱农推着独轮车离开了。大嫂子笑眯眯地,边走边在大葱间“啪”揪下一片葱叶,用手指抹一下尘土便放入嘴巴里,香甜地咀嚼着,看着她朵颐的样子,我的口水不自觉溢满了口腔。
    我喜欢吃大葱,那味道又香又辣,生吃滋味最好,就着大葱我能吃一大块窝头,趁着葱农还没走远,我急忙跑回家去。
    “娘,我们也用鸡粪换葱吧!”我大叫着。
    母亲快步跑出门去,喊住葱农,带着他来到我家废弃的鸡窝前。我乐呵呵在后面跟着,兴奋不已,像他们甩来甩去的一只小尾巴。
    “是废弃的鸡窝吧?”葱农看了看鸡窝,并没看到鸡。母亲点点头,趁着小黄不在窝里,把两只小狗崽儿抱到一边儿说,“挖吧。”
    葱农伸出铁锹,撩开鸡窝地面上的表皮,失望地摇了摇头,继续向下挖,还是一层层黄土。
    “这鸡窝废弃多久了,表面全是下雨淤积的黄泥,这样的‘鸡粪’我不能要。”葱农冷冷地说。
    我看了看鸡窝,的确,那鸡窝的顶部东一块西一块全是窟窿,木条和苇杆全破落了,上面涂的泥巴早被雨水冲散了,在鸡窝底部淤成一层厚厚的黄土。
    “那你再深挖挖,底下应该有点儿。”母亲说。
    “不挖了,数量这么少,不值得。”葱农摆摆手离开了。我感到一阵冷风吹过,心凉凉的、酸酸的,对鸡窝的愧疚胜过对鲜葱的渴望。
    “我带你姐弟俩去串门吧。”母亲说。我觉得她是想让我尽快忘掉鸡粪和鲜葱的事儿。
    母亲在前走着,我和姐姐在后跟着,我有些无精打采。母亲带我们去了二大爷家、六叔家,又去了奶奶家,奶奶家座南朝北,对门住着三大爷,那屋大点儿,这屋小点儿,形成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儿。走出奶奶家门口,母亲望了一眼对面,三大爷的门开着,黑洞洞的,静寂无声,像废弃多年的窑口,母亲只看了一眼,便拉着我们迅速离开了。
    三大爷叫张祖庆,49岁了尚未娶妻,独自一人生活着,脾气古怪,与兄弟们鲜有来往,却与大姑和二姑走得很近,我们都猜不透他。
    “走,去你三爷爷家玩儿一下。”走出小四合院的大门,经过三爷爷家时,母亲说。
    三奶奶刚去世不久,三爷爷总显得孤单落寞,整天憋在家里。去他家玩儿,据母亲所表达的意思是多少安慰他一下。三爷爷的牙齿全掉光了,下嘴唇跟鼻子挤在一起,仿佛一个多褶并塌陷的圆包子,我们踏进屋子时,他正在堂屋里摆着小桌喝茶,见我们来,三爷爷不情愿地站起来打招呼。
    “等等呵,我给俺孙孙拿点儿好东西。”给母亲倒上茶后,三爷爷起身,走向悬挂在房梁上的一只竹篮。他踮起脚尖,从里面摸索了半天,拿出一根油条,撕下一半儿来,转身递到我的手里。
    那个年代对我家来说,油条是奢侈品,是人间的美味。我舍不得吃,小口小口地咬着。
    “好吃吗?”三爷爷伏下身笑着问我。
    “好吃。”我低头回答。
    姐姐在一旁看着我,又看看三爷爷,嘴巴蠕动着,期待着。可是三爷爷并没有想给她油条的任何意思。姐姐实在忍不住了,一只小瘦手快速伸向我手中的油条。
    “啪”的一声,三爷爷出手如电,一巴掌重重地打在她的小手上。
    “一个熊闺女家,还吃什么油条啊!你还敢抢?”三爷爷批评着。
    姐姐哭了。我吃得越开心,她哭得越伤心。母亲赶紧抓起我们的手,敷衍了几句回家了。
    晚上了,天暗了下来,挂在天上的月亮也是黯淡的,星星一闪一闪的,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灭。母亲去点灯,却叹了一口气,煤油没了。
    “小强,去你顺姑家买煤油去。”母亲递给我一只酒瓶,塞给我一毛钱。
    顺姑家开着小经销,在我的印象中,顺姑在我们村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她开的小经销里各种物品应有尽有,大大超越了我的想象力。那时我还不知道世上有主席一说,在我眼中,顺姑就是主席这个概念。据说我们跟顺姑是亲戚,但不知道是从哪里论的。顺姑有五个闺女,老大已经十几岁了。
    “我不去!”我抬起头,擎着两只没有底气的黑白眼睛望着母亲。在家里敲鸡打狗我还行,其他的我都白给。去东家要棵葱,去西家借盅油的活儿通常是姐姐去,谁的门她都能进,谁的话她都能接。可是今天晚上姐姐跑出去玩了。一想到要跟人打交道我就缩到壳里,心“彭彭”直跳,像个乌龟如临大敌一样。
    况且,开经销的顺姑好像不喜欢我,每次她都开我的玩笑,闹的我满脸通红下不来台,让我感觉无处躲藏,因此去一次悔一次,尽管她每次都额外赠我糖果或点心吃。母亲曾告诉我,顺姑很厉害,在她的管教下,大女儿张凌十五岁就会蒸馒头了。
    有一次,顺姑带全家下地干活,快晌午了,顺姑安排大女儿张凌先回家蒸馒头。凌姐一边唱歌一边蒸馒头,学着过年时母亲用面团蒸各种动物的样子,把一锅馒头全部蒸成了各式各样的动物形状,凌姐心灵手巧,雕琢的动物栩栩如生,盖上锅大火烧完十五分钟后,又焖了十分钟,喜滋滋地等着大家回来,一同围在锅前啧啧称赞她的手艺。
    中午时分,太阳热辣辣的,顺姑汗流浃背,带领着大家走进家门,凌姐高高兴兴地牵着顺姑来到锅前。
    “当当当当。”她嘻笑着掀开锅盖,将双臂伸向满锅张牙舞爪的“动物”们,等着母亲的言语奖赏。
    “这他娘的都是蒸了些啥!”顺姑看到后勃然大怒,从中抓起一只滚烫的“鸽子”狠狠地扔在了大女儿的脸上,“旁人在地里累死累活,你倒在家里调皮作乐,以后再这么干,看我不打死你!”
    “呜呜呜呜……”凌姐大哭着跑开了,捂着被子哭了一中午,饭都没吃。
    “你去吧,买完煤油还可以买几块糖。”母亲说完又递给我五分钱。那时候一块儿糖才一分钱,五分钱就是五块儿糖啊。我一年都吃不到几块儿糖,在那缺东少西的年代,糖果是孩子们的奢侈品。
    “那我也不去!”尽管想到糖,口水在嘴巴里打转,我也不愿意去。
    “真是窝门上的汉子,”母亲奚落着我,“你呀,要有你姐姐的一半儿就好了。”她叹口气,“在家等着,我自己去买。”她走了,我也不好意思跟上去,就在黑暗的屋子里呆着,关上屋门,心仍在“彭彭”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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