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相对着静默了片刻，彭平康轻笑一声，打破沉默，“方才还说是来陪周少尹吃酒寻乐的，这会儿却是扫了兴了，待会儿我便多敬周少尹一杯，如何？”
周胤绪没答，又沉默了少顷，他才开口轻声道，“不对。”
彭平康眉毛一挑，“什么不对？”
周胤绪道，“盛德宗时，圣上也尝任地方官，”他顿了一下，见彭平康没有立刻反驳，便接着道，“圣上任地方官时，也强推‘田赋折纳’。”
彭平康道，“是，确实如此。”
周胤绪道，“既然圣上精通庶务，必然知道‘折纳’之害。”
周胤绪说完这句话后，努了努嘴，没有说下去。
彭平康看着周胤绪欲言又止的样子，笑道，“‘折纳’也非全无益处。”他认真道，“周少尹且细想，胥吏征税时取数于市价三倍之多，这多出来的一份……他能全部吃下吗？”彭平康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他就是全吃下了，消化得了吗？”
周胤绪道，“可胥吏横行乡里，确是实情。”
彭平康玩味道，“周少尹若是瞧哪个胥吏不顺眼了，尽可以打杀了去，乡间富户多子，大宗大族更是男丁充足，少一个为非作歹的胥吏，想来也无人喊冤。”
周胤绪觉得彭平康话里的意思有点不对，“即使胥吏为非作歹，也该请了人证物证，发刑狱审勘才对，如何能因我一人之见，就决断打杀之事呢？”
彭平康道，“请了人证物证，就该按律法裁判，周少尹便说说，这征税的胥吏，究竟犯了东郡的哪条法呢？”
周胤绪一怔，立刻反应过来，道，“彭都督的意思，是说乡间胥吏行此盘剥之举，是奉了……”
彭平康截断周胤绪道，“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裁判胥吏不易，如此而已。”
周胤绪又思考了一下，“那这‘折变’所得的厚利，乡间胥吏即使吃不下，却也不妨碍他含在嘴里。”
彭平康笑着摇了下头，“他若含在嘴里，便会引来一群人去撬他的嘴，倒不如先交上去，这一交，让上头的得了意，自会割下一块来给他。”他意味深长道，“乡间有这样一句俗语，‘财便是命’……”
周胤绪下意识接口道，“……‘但毕竟命重于财’。”
彭平康道，“因此，我劝周少尹一句，拿人性命的话，往后还是不要说了。”他悠悠道，“断了一两个小吏的生路倒不要紧，但要是断了财路，不说周少尹无法再自处，那周太师在圣上面前，也会被落了面子。”
周胤绪到了此刻，才发觉东郡吏治的黑暗面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他喃喃道，“谢彭都督提醒，此话，我记下了。”
彭平康看着周胤绪有些失神的样子，嘴角轻轻一扬，又道，“尤其，现下正值筹备发兵之际，圣上对秋赋的征收，也会更加重视罢。”
周胤绪道，“是啊……没了‘折变’，又如何筹备军饷呢？”
彭平康道，“军饷确是重中之重。”
此时，周胤绪却皱起了眉头，道，“还是不对。”
彭平康道，“哪里不对？”
周胤绪道，“今年是丰年，粮价低落，‘高取低支’，自可缓减财政；可若遇上了凶年，粮价高涨之时，再行‘折变’，岂不致府库亏空？”他一边说，一边思考道，“有道是，‘钱粮尽在民间’，若是在凶年之时，再以三倍之数敛取，恐生民变啊！”
彭平康道，“周少尹且安心，圣上仁德，遇上了凶年，定会恩准减免赋税的。”
周胤绪今天算是彻底对“仁德”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他深吸了一口气，“可圣上即使下旨减免，最终得利的，也是拥田之主。那些佃农，即使遇了灾，却还是要向田主上交田租与劳役……”
彭平康道，“这点，周少尹其实也不必担忧，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琅州乡间田主富裕，定会照拂田间佃农的。”
周胤绪觉得心口发堵，他又默然片刻，开口道，“待会儿，彭都督必得陪我多饮一盏。”周胤绪露出一点苦笑，“彭都督的这席话，说得我都难以下咽了。”
彭平康“哟”了一声，赶忙摆了摆手，笑道，“周少尹千万别这么说，若是被周太师听见了，还以为我是故意说这篇话来让周少尹吃不下饭呢。”他调笑道，“回头要是周少尹清减了，周太师或以为是我害的，那可怎么好呢？”
周胤绪眯起了眼，“怎么彭都督总以为，家父会误解彭都督害我呢？”
彭平康笑着半真半假道，“还能为何？全因我自己心虚，唯恐说了什么不妥的话，让周少尹听进心里去，误了我的意倒无妨，要是让周少尹在瑁梁跌了跟头，那就成我的不是了。”
周胤绪道，“彭都督说的，均是民生实情，有何不妥？”他想了想，又笑道，“再者，方才文好德说了，今天你我说的话，都算作他说的，就是有不妥，也是文好德不妥，与彭都督何干？”
彭平康也笑道，“好，那就都算作文好德说的，他既揽了这干系，你我也该承他的这份情。”他顿了顿，又佯叹道，“平心而论，文好德也有他的难处，文经登在定襄风光，他在琅州，也不得不为文经登支架左右。”
周胤绪道，“文好德的心思，我也能体会，只是他方才那一问，实在是……”周胤绪皱起了眉头，“有些唐突。”
彭平康道，“是啊，连酒都没喝上一盏，就问及上邶州一事，难怪周少尹觉得唐突。”
周胤绪其实不清楚上邶州的事情，但他还是没开口细问，而是打趣道，“我怕就怕，一会儿文好德喝了酒，又将说出什么我无法应承的大事来，那可如何是好？”
彭平康道，“文好德的嘴里，哪能说出什么连周少尹都无法应承的大事？”他顿了顿，道，“他说的，不过都是些荒唐事罢了。”
周胤绪不动声色地问道，“我却不知，还有什么事，比‘任意车’更荒唐？”
彭平康微微一笑，“确有一件，方才周少尹去厕轩时，文好德与我攀谈起来，说他闻听上邶州经略使纪万里借转卖投献土地收受木速蛮贿赂，蓄意通敌卖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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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赋折纳”问题是明晚期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折纳弊端一下子暴露无疑，但是平心而论，折纳问题的责任不能全部推到张居正一个人头上，因为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的初衷确实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因为明晚期的时候，朱元璋一开始设定的那套乡村赋税规则瓦解了，乡村又变成被宗族与乡绅垄断了，胥吏又出来害老百姓了，老百姓交粮，必定会受胥吏盘剥，各种苛捐杂税，因为钱粮并行，政府无法管控经济市场。而如果折银交税呢，底下的胥吏就没办法公开作弊了，因为银子的重量是可以具体衡量的。
还有就是明政府晚期的时候，由于土地兼并严重，中央的财政已经变得困难了，如果田赋折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供应能力，具体手段是，提高折银价，让价格高于粮食发放价，产生差价，增加财政增量，这样的经济手段是贯穿明后期的，并不是从张居正开始的。
但后来张居正改革的时候，加大折银范围和数量，并不断提高折价，其折价与粮价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
比如，“江南米价不过三钱……万历八年题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银一两，糙米一石折银九钱，又每石加脚耗银二钱……今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江南米价至贱，是一石之价，几费民间米四石矣……臣考光禄寺所派顺天等八府及山东、河南等处，如每细粟米一石折银一两，赤豆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芝麻每石折银一两三钱五分，小麦每石折银一两，诸如此类，悉费民间三石，而内库之折更有加焉。”（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江南粮役》）
这道奏疏是在说张居正的折银价定得太高，比方说市价03两一石的米，他却以12两一石的价格向农民征税，致使老百姓费米三、四石才能完正粮一石。这就是说，通过折银方式，政府在田赋元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获得3到4倍财政增量。
再比如，“山乡地额几复国初之旧，而粮则以（万历）九年实征为则……俱以一两为折，其是民间三石粟始辨一石粮……大同近边，原征本色，边地米豆价髙及议折征，即依时估，故征则尤重。若内地存留亦以一两为额，则壬寅、癸卯间比大同而题增者耳。”（张四维《复辛顺庵三》）
这里的“山乡”是张四维的老家山西芮城，万历九年清丈以后，便按比较高的新粮则征收，这本来已经增加了老百姓负担。再有，当时其家乡的粟米价每石仅03两，而折银则是每石1两，故折银价比市价高出了2倍，由此国家财政可增量至3倍，形同“题增”。
因为税粮折银所能产生的财政增加空间，完全取决于粮价与折银价的对比，所以，张居正当国时期，粮价为明代中后期最低的时段，而折银价基本上按常制或高于常制来推行，故其盈利最多。
而到了明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税粮折银价依然按常制来推行，但由于灾荒频繁，米价急剧上升，军士月粮折银随之不断飙升。
比如，天启三年，“今关门之兵，亦止十余万耳，而月饷乃至二十二万二千三百有奇，关门月粮已议至一两八钱，递至宁前则又量增，而蓟密新募之兵月粮，亦倍于旧”（《明熹宗实录》）
而在万历初期，辽东军士月粮每石仅在025到04两之间，“（万历）九年题准辽东两河防守军月粮，每名每月原给银二钱五分，今再加银一钱五分。”（《明会典》卷41）
也就是说，在万历九年以前，军士月粮每石折银仅025两，到九年时才上升到04两。
辽东军粮多数于山东起运，临清、德州等仓粮的折价，自嘉靖以来一直是每石08两，“岁输临清、德州二仓粮……改折仅以八钱”（黄克缵《数马集》卷48）
但到天启四年，山东粟米时价每石08到09两，加上运输费，到山海关时已达每石12两，于是出现大规模的亏空。
“内称关门月需饷银二十万，每至夏月外解短少，今五月以前尚能苟完，五月以后新旧二库俱空……每米一石可值银一两二钱，关门本色每兵月支五十，作银四钱……其值非仅值四钱也……欲全给月半本色，以抵折色之数，每兵每月该银一两八钱，月半该银二两七钱。支本色仍以每石八钱计算，一兵便应支米三石三斗七升五合，每石亏价四钱，每兵便约亏价一两六钱。”（毕自严《关门本色有限部议全支可虞疏》）
根据这份奏疏，当时军士月粮每石折银08两，政府发本色时亦是按每石08两折算发给，与实际价值相差04两，故发本色，政府每石亏04两，入不敷出。若以每石08两折银发放，军士一个半月辄要亏16两，军队苦不堪言。
也就是说，在高粮价下，折银征收导致的财政亏空是必然的，然而天启崇祯的时候，正好进入小冰河期，灾害一多，粮价高涨，政策上却持续张居正时期的税粮折价，最终导致中央财政的耗竭。
周胤绪没答，又沉默了少顷，他才开口轻声道，“不对。”
彭平康眉毛一挑，“什么不对？”
周胤绪道，“盛德宗时，圣上也尝任地方官，”他顿了一下，见彭平康没有立刻反驳，便接着道，“圣上任地方官时，也强推‘田赋折纳’。”
彭平康道，“是，确实如此。”
周胤绪道，“既然圣上精通庶务，必然知道‘折纳’之害。”
周胤绪说完这句话后，努了努嘴，没有说下去。
彭平康看着周胤绪欲言又止的样子，笑道，“‘折纳’也非全无益处。”他认真道，“周少尹且细想，胥吏征税时取数于市价三倍之多，这多出来的一份……他能全部吃下吗？”彭平康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他就是全吃下了，消化得了吗？”
周胤绪道，“可胥吏横行乡里，确是实情。”
彭平康玩味道，“周少尹若是瞧哪个胥吏不顺眼了，尽可以打杀了去，乡间富户多子，大宗大族更是男丁充足，少一个为非作歹的胥吏，想来也无人喊冤。”
周胤绪觉得彭平康话里的意思有点不对，“即使胥吏为非作歹，也该请了人证物证，发刑狱审勘才对，如何能因我一人之见，就决断打杀之事呢？”
彭平康道，“请了人证物证，就该按律法裁判，周少尹便说说，这征税的胥吏，究竟犯了东郡的哪条法呢？”
周胤绪一怔，立刻反应过来，道，“彭都督的意思，是说乡间胥吏行此盘剥之举，是奉了……”
彭平康截断周胤绪道，“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裁判胥吏不易，如此而已。”
周胤绪又思考了一下，“那这‘折变’所得的厚利，乡间胥吏即使吃不下，却也不妨碍他含在嘴里。”
彭平康笑着摇了下头，“他若含在嘴里，便会引来一群人去撬他的嘴，倒不如先交上去，这一交，让上头的得了意，自会割下一块来给他。”他意味深长道，“乡间有这样一句俗语，‘财便是命’……”
周胤绪下意识接口道，“……‘但毕竟命重于财’。”
彭平康道，“因此，我劝周少尹一句，拿人性命的话，往后还是不要说了。”他悠悠道，“断了一两个小吏的生路倒不要紧，但要是断了财路，不说周少尹无法再自处，那周太师在圣上面前，也会被落了面子。”
周胤绪到了此刻，才发觉东郡吏治的黑暗面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想象，他喃喃道，“谢彭都督提醒，此话，我记下了。”
彭平康看着周胤绪有些失神的样子，嘴角轻轻一扬，又道，“尤其，现下正值筹备发兵之际，圣上对秋赋的征收，也会更加重视罢。”
周胤绪道，“是啊……没了‘折变’，又如何筹备军饷呢？”
彭平康道，“军饷确是重中之重。”
此时，周胤绪却皱起了眉头，道，“还是不对。”
彭平康道，“哪里不对？”
周胤绪道，“今年是丰年，粮价低落，‘高取低支’，自可缓减财政；可若遇上了凶年，粮价高涨之时，再行‘折变’，岂不致府库亏空？”他一边说，一边思考道，“有道是，‘钱粮尽在民间’，若是在凶年之时，再以三倍之数敛取，恐生民变啊！”
彭平康道，“周少尹且安心，圣上仁德，遇上了凶年，定会恩准减免赋税的。”
周胤绪今天算是彻底对“仁德”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他深吸了一口气，“可圣上即使下旨减免，最终得利的，也是拥田之主。那些佃农，即使遇了灾，却还是要向田主上交田租与劳役……”
彭平康道，“这点，周少尹其实也不必担忧，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琅州乡间田主富裕，定会照拂田间佃农的。”
周胤绪觉得心口发堵，他又默然片刻，开口道，“待会儿，彭都督必得陪我多饮一盏。”周胤绪露出一点苦笑，“彭都督的这席话，说得我都难以下咽了。”
彭平康“哟”了一声，赶忙摆了摆手，笑道，“周少尹千万别这么说，若是被周太师听见了，还以为我是故意说这篇话来让周少尹吃不下饭呢。”他调笑道，“回头要是周少尹清减了，周太师或以为是我害的，那可怎么好呢？”
周胤绪眯起了眼，“怎么彭都督总以为，家父会误解彭都督害我呢？”
彭平康笑着半真半假道，“还能为何？全因我自己心虚，唯恐说了什么不妥的话，让周少尹听进心里去，误了我的意倒无妨，要是让周少尹在瑁梁跌了跟头，那就成我的不是了。”
周胤绪道，“彭都督说的，均是民生实情，有何不妥？”他想了想，又笑道，“再者，方才文好德说了，今天你我说的话，都算作他说的，就是有不妥，也是文好德不妥，与彭都督何干？”
彭平康也笑道，“好，那就都算作文好德说的，他既揽了这干系，你我也该承他的这份情。”他顿了顿，又佯叹道，“平心而论，文好德也有他的难处，文经登在定襄风光，他在琅州，也不得不为文经登支架左右。”
周胤绪道，“文好德的心思，我也能体会，只是他方才那一问，实在是……”周胤绪皱起了眉头，“有些唐突。”
彭平康道，“是啊，连酒都没喝上一盏，就问及上邶州一事，难怪周少尹觉得唐突。”
周胤绪其实不清楚上邶州的事情，但他还是没开口细问，而是打趣道，“我怕就怕，一会儿文好德喝了酒，又将说出什么我无法应承的大事来，那可如何是好？”
彭平康道，“文好德的嘴里，哪能说出什么连周少尹都无法应承的大事？”他顿了顿，道，“他说的，不过都是些荒唐事罢了。”
周胤绪不动声色地问道，“我却不知，还有什么事，比‘任意车’更荒唐？”
彭平康微微一笑，“确有一件，方才周少尹去厕轩时，文好德与我攀谈起来，说他闻听上邶州经略使纪万里借转卖投献土地收受木速蛮贿赂，蓄意通敌卖国呢。”
—————
—————
“田赋折纳”问题是明晚期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折纳弊端一下子暴露无疑，但是平心而论，折纳问题的责任不能全部推到张居正一个人头上，因为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的初衷确实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因为明晚期的时候，朱元璋一开始设定的那套乡村赋税规则瓦解了，乡村又变成被宗族与乡绅垄断了，胥吏又出来害老百姓了，老百姓交粮，必定会受胥吏盘剥，各种苛捐杂税，因为钱粮并行，政府无法管控经济市场。而如果折银交税呢，底下的胥吏就没办法公开作弊了，因为银子的重量是可以具体衡量的。
还有就是明政府晚期的时候，由于土地兼并严重，中央的财政已经变得困难了，如果田赋折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供应能力，具体手段是，提高折银价，让价格高于粮食发放价，产生差价，增加财政增量，这样的经济手段是贯穿明后期的，并不是从张居正开始的。
但后来张居正改革的时候，加大折银范围和数量，并不断提高折价，其折价与粮价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
比如，“江南米价不过三钱……万历八年题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银一两，糙米一石折银九钱，又每石加脚耗银二钱……今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江南米价至贱，是一石之价，几费民间米四石矣……臣考光禄寺所派顺天等八府及山东、河南等处，如每细粟米一石折银一两，赤豆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芝麻每石折银一两三钱五分，小麦每石折银一两，诸如此类，悉费民间三石，而内库之折更有加焉。”（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江南粮役》）
这道奏疏是在说张居正的折银价定得太高，比方说市价03两一石的米，他却以12两一石的价格向农民征税，致使老百姓费米三、四石才能完正粮一石。这就是说，通过折银方式，政府在田赋元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获得3到4倍财政增量。
再比如，“山乡地额几复国初之旧，而粮则以（万历）九年实征为则……俱以一两为折，其是民间三石粟始辨一石粮……大同近边，原征本色，边地米豆价髙及议折征，即依时估，故征则尤重。若内地存留亦以一两为额，则壬寅、癸卯间比大同而题增者耳。”（张四维《复辛顺庵三》）
这里的“山乡”是张四维的老家山西芮城，万历九年清丈以后，便按比较高的新粮则征收，这本来已经增加了老百姓负担。再有，当时其家乡的粟米价每石仅03两，而折银则是每石1两，故折银价比市价高出了2倍，由此国家财政可增量至3倍，形同“题增”。
因为税粮折银所能产生的财政增加空间，完全取决于粮价与折银价的对比，所以，张居正当国时期，粮价为明代中后期最低的时段，而折银价基本上按常制或高于常制来推行，故其盈利最多。
而到了明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税粮折银价依然按常制来推行，但由于灾荒频繁，米价急剧上升，军士月粮折银随之不断飙升。
比如，天启三年，“今关门之兵，亦止十余万耳，而月饷乃至二十二万二千三百有奇，关门月粮已议至一两八钱，递至宁前则又量增，而蓟密新募之兵月粮，亦倍于旧”（《明熹宗实录》）
而在万历初期，辽东军士月粮每石仅在025到04两之间，“（万历）九年题准辽东两河防守军月粮，每名每月原给银二钱五分，今再加银一钱五分。”（《明会典》卷41）
也就是说，在万历九年以前，军士月粮每石折银仅025两，到九年时才上升到04两。
辽东军粮多数于山东起运，临清、德州等仓粮的折价，自嘉靖以来一直是每石08两，“岁输临清、德州二仓粮……改折仅以八钱”（黄克缵《数马集》卷48）
但到天启四年，山东粟米时价每石08到09两，加上运输费，到山海关时已达每石12两，于是出现大规模的亏空。
“内称关门月需饷银二十万，每至夏月外解短少，今五月以前尚能苟完，五月以后新旧二库俱空……每米一石可值银一两二钱，关门本色每兵月支五十，作银四钱……其值非仅值四钱也……欲全给月半本色，以抵折色之数，每兵每月该银一两八钱，月半该银二两七钱。支本色仍以每石八钱计算，一兵便应支米三石三斗七升五合，每石亏价四钱，每兵便约亏价一两六钱。”（毕自严《关门本色有限部议全支可虞疏》）
根据这份奏疏，当时军士月粮每石折银08两，政府发本色时亦是按每石08两折算发给，与实际价值相差04两，故发本色，政府每石亏04两，入不敷出。若以每石08两折银发放，军士一个半月辄要亏16两，军队苦不堪言。
也就是说，在高粮价下，折银征收导致的财政亏空是必然的，然而天启崇祯的时候，正好进入小冰河期，灾害一多，粮价高涨，政策上却持续张居正时期的税粮折价，最终导致中央财政的耗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