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州，瑁梁，广德军驻地。
彭平康对司兵参军吩咐道，“新一任的瑁梁少尹这两天就要到了，你可要警醒着点儿，他一过城门就来知会我一声。”
司兵参军道，“彭大人放心，就是您不说，我心里也早有了这数儿。”
彭平康笑了一下，“什么数儿啊？”
司兵参军恭敬道，“地方军政必得分治而行。”随即，他也对彭平康狡黠地一笑，“咱们广德军就管咱们广德军的事儿，不论这瑁梁少尹是哪路神仙，彭大人都不必去管。”
彭平康道，“是啊，咱们就管咱们的，我不去管他，他呢，也就没这个理由来管我了。”
彭平康一边说，一边翻过面前的一页邸报，“说到咱们广德军，这倒有桩事体，你得上上心。”他抬起头，“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过了这一阵，就要收秋赋了，今年年初放下去的赈贷，你得督点着点儿。”
彭平康意味深长道，“今年不比往年，我怕到时事多混乱，底下的人赖过去了，咱们在上头还不知道呢。”
司兵参军道，“就是赖了谁的，也赖不了咱们广德军的啊。”他扬了扬眉，“广德军军储放下去的贷，谁敢赖了？”
彭平康淡淡道，“这也不一定。”
司兵参军一怔，就听彭平康清了清喉咙，道，“各个地方的地方军中，广德军算是有些盈余，这手头一松，就露了富了，难免就遭人嫉啊。”
司兵参军道，“要这么说，琅州头一个遭人嫉的该是文氏，”他压了压声音，“文氏年初的时候，也放了社仓的贷下去呢。”
彭平康道，“文氏放贷，是朝他们自己的佃户放贷，旁人就是眼红，也没法子治他。可同一件事，换成我这个官来做，就变了意思了。”
司兵参军道，“文氏如何不算官？”他撇了撇嘴，“不过是欺彭大人好性儿罢了，若真有心理论，去定襄找那文状元去啊。”
“要不是彭大人仁心放贷给琅州的农户，投献的佃农比现在还要多出几番，那两位大人征民收赋的差事，不是还要难办吗？”
彭平康道，“范大人和宋大人都是明白人，我不担心他们。”
司兵参军道，“彭大人是担心新上任的瑁梁少尹？”
彭平康看了司兵参军一眼，司兵参军被看得低下头去，“我只是觉得，彭大人不必如此担忧。”
彭平康道，“为何？”
司兵参军道，“只要仓有余粮，赈贷人人可放，就算那瑁梁少尹眼红，明年春天，他也可以拿省仓去放。”说着，他掩嘴偷笑道，“只怕他跟那三个上邶州地方官似的，没这个放贷的本事呢。”
彭平康抿了抿嘴，“上邶州地方官是实在没了余粮，而不是没有放贷的本事。”他不咸不淡道，“连‘藏富于民’的道理都不懂，难怪上邶州被治理得这般糟。”
司兵参军应和道，“彭大人说得对，咱们琅州可不能学那上邶州的作派。”
彭平康冷冷道，“就是，小门小户的出身，就是担不得大任。”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嘲讽纪鹏飞，但是实际上是在影射周惇和周胤绪，司兵参军听了，讪笑不语。
彭平康见司兵参军不接茬，便转了调子，“光想着自己捞足了有什么用，真是目光短浅。”
司兵参军道，“就是，彭大人深谋远虑，他们哪里能比？”
彭平康道，“不是我深谋远虑，是他们不懂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彭平康饶有兴致地写了一个“飯”字，指着它道，“这‘飯’字的左边就是一个‘食’字，去了这个‘食’，就成了‘反’了。要是咱们当官的不匀一口食儿给下头，就是整个琅州的农户都成了佃农，还不是只剩一个‘反’字吗？”
司兵参军夸赞道，“这道理啊，只有彭大人这样慈心的人才能懂。”
彭平康笑道，“我不是慈心，而是我喜欢做官，我怕没得官做。”他认真道，“你别看东郡想做官的人这么多，可真心喜欢做官的却寥寥无几。他们做官，都是为了名声与家产，为了能当大地主，我不同，我做官，是因为我喜欢做官。”
司兵参军道，“彭大人说得是，东郡像彭大人这样喜欢做官的官实在太少了。”
彭平康哈哈一笑，“好了，快别哄我了，下去办差罢。”
司兵参军却没立刻离开，而是犹豫道，“还有一事，想禀告彭大人。”
彭平康问道，“何事？”
司兵参军道，“文氏的慈幼庄跑了几个孩子……”
彭平康打断道，“慈幼庄本来就是文氏开来救济弃儿的，这被救济的人，不想被救济，这谁又能管呢？”
司兵参军顿了一下，还是嗫嚅道，“……他们跑到广德军来了。”
彭平康一怔，“什么？”
司兵参军重复了一遍，“那些孩子跑到广德军来了。”他皱了皱眉，“我说要送他们回去，他们却都不肯回去。”
彭平康蠕了蠕嘴唇，没出声。
司兵参军问道，“彭大人，要不要把他们送回去？或者，您知会文氏的人一声，让他们遣人来将他们领回去。”
彭平康道，“那这几个孩子不肯回去，想干什么呢？”
司兵参军道，“他们想向彭大人求个户籍。”
彭平康道，“我能做主的籍，都不是什么好籍，就是算作厢军，也得另外上奏过批，否则莫名其妙就不明不白的多出来几个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假公济私，贪吃军饷呢。”
司兵参军道，“正是这理儿呢，他们年纪又都太小了，算什么籍都不合适。”
司兵参军说完，就等着彭平康下令，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把那些孩子给赶出去了，可等了好一会儿，彭平康都没有下令的意思，他不由问了一句，“彭大人，要不要……”
彭平康没等他问完，就一口回绝道，“不要！”他口气硬得自己都愣了一下，顿了顿，才缓和了声音，“新任的瑁梁少尹就快到了，此时不宜多生事端，先留在军中罢。”
司兵参军觉得彭平康的这个理由有些勉强，他正是因为瑁梁少尹快到了才向彭平康讨个不生事端的法子，若放在平常，早轰出去了。
彭平康说完，也觉得自己似乎多管闲事了，他自圆其说地解释道，“我是想看看，这新一任的瑁梁少尹，有没有胆子去管文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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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食货志》言“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
赈贷是宋代救荒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发展到后来，变成一种有偿乃至可以获利的救济方式，在宋代的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了救荒的范畴。
北宋前中期的赈贷，以省仓、军储、内库、三司资金等为主要资金来源。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省仓，王安石熙宁时说“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
到了南宋中后期，随着中央财政的日渐窘迫，随着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士绅在救荒、赈贷中的地位、作用逐渐加强，“诸道旱蝗疾疫，关中尤甚，公（范雍）自减廪食以为民先，富人皆争出财，助官贷，活数万人。”
文中这种富裕大地主放贷给佃户在南宋是很普遍的行为，如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十一日，“诏浙西江东路州军被水去处，令两浙提举司，多方劝谕有田之家，将本户佃客优加借贷，候秋成归还”。
到了南宋晚期，士绅地主主管运作的“社仓”已经彻底取代了官府运作的官仓地位（可见土地兼并有多么严重）。
2慈幼局是南宋的一种救济弃儿的措施，是宋理宗提出推广的，“朕尝令天下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了，是非常先进和文明的一种社会管理理念。
元朝人郑元佑的《山樵杂录》也记录了慈幼局，“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盖以贫家子多，辄厌而不育，乃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设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无子女，许来局中取去为后。故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若冬遇积雨雪，亦有赐钱例。虽小惠，然无甚贫者。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泽之周也。”
顺便说一下宋代弃儿问题，并不完全是因为重男轻女导致，而是没有恰当的避孕措施，一般平民人家只养得起两到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是理想，因为宋代人头税太沉重了“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所以到了第四个孩子，就“生子不举”，父母遗弃或者溺杀来控制孩子数量。
《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
赵善燎《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苏轼《与朱鄂州书一首》“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朱松《戒杀子文》说到江西，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陈渊《默堂先生文集》“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
王得臣《麈史·风俗》“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
彭平康对司兵参军吩咐道，“新一任的瑁梁少尹这两天就要到了，你可要警醒着点儿，他一过城门就来知会我一声。”
司兵参军道，“彭大人放心，就是您不说，我心里也早有了这数儿。”
彭平康笑了一下，“什么数儿啊？”
司兵参军恭敬道，“地方军政必得分治而行。”随即，他也对彭平康狡黠地一笑，“咱们广德军就管咱们广德军的事儿，不论这瑁梁少尹是哪路神仙，彭大人都不必去管。”
彭平康道，“是啊，咱们就管咱们的，我不去管他，他呢，也就没这个理由来管我了。”
彭平康一边说，一边翻过面前的一页邸报，“说到咱们广德军，这倒有桩事体，你得上上心。”他抬起头，“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过了这一阵，就要收秋赋了，今年年初放下去的赈贷，你得督点着点儿。”
彭平康意味深长道，“今年不比往年，我怕到时事多混乱，底下的人赖过去了，咱们在上头还不知道呢。”
司兵参军道，“就是赖了谁的，也赖不了咱们广德军的啊。”他扬了扬眉，“广德军军储放下去的贷，谁敢赖了？”
彭平康淡淡道，“这也不一定。”
司兵参军一怔，就听彭平康清了清喉咙，道，“各个地方的地方军中，广德军算是有些盈余，这手头一松，就露了富了，难免就遭人嫉啊。”
司兵参军道，“要这么说，琅州头一个遭人嫉的该是文氏，”他压了压声音，“文氏年初的时候，也放了社仓的贷下去呢。”
彭平康道，“文氏放贷，是朝他们自己的佃户放贷，旁人就是眼红，也没法子治他。可同一件事，换成我这个官来做，就变了意思了。”
司兵参军道，“文氏如何不算官？”他撇了撇嘴，“不过是欺彭大人好性儿罢了，若真有心理论，去定襄找那文状元去啊。”
“要不是彭大人仁心放贷给琅州的农户，投献的佃农比现在还要多出几番，那两位大人征民收赋的差事，不是还要难办吗？”
彭平康道，“范大人和宋大人都是明白人，我不担心他们。”
司兵参军道，“彭大人是担心新上任的瑁梁少尹？”
彭平康看了司兵参军一眼，司兵参军被看得低下头去，“我只是觉得，彭大人不必如此担忧。”
彭平康道，“为何？”
司兵参军道，“只要仓有余粮，赈贷人人可放，就算那瑁梁少尹眼红，明年春天，他也可以拿省仓去放。”说着，他掩嘴偷笑道，“只怕他跟那三个上邶州地方官似的，没这个放贷的本事呢。”
彭平康抿了抿嘴，“上邶州地方官是实在没了余粮，而不是没有放贷的本事。”他不咸不淡道，“连‘藏富于民’的道理都不懂，难怪上邶州被治理得这般糟。”
司兵参军应和道，“彭大人说得对，咱们琅州可不能学那上邶州的作派。”
彭平康冷冷道，“就是，小门小户的出身，就是担不得大任。”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嘲讽纪鹏飞，但是实际上是在影射周惇和周胤绪，司兵参军听了，讪笑不语。
彭平康见司兵参军不接茬，便转了调子，“光想着自己捞足了有什么用，真是目光短浅。”
司兵参军道，“就是，彭大人深谋远虑，他们哪里能比？”
彭平康道，“不是我深谋远虑，是他们不懂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彭平康饶有兴致地写了一个“飯”字，指着它道，“这‘飯’字的左边就是一个‘食’字，去了这个‘食’，就成了‘反’了。要是咱们当官的不匀一口食儿给下头，就是整个琅州的农户都成了佃农，还不是只剩一个‘反’字吗？”
司兵参军夸赞道，“这道理啊，只有彭大人这样慈心的人才能懂。”
彭平康笑道，“我不是慈心，而是我喜欢做官，我怕没得官做。”他认真道，“你别看东郡想做官的人这么多，可真心喜欢做官的却寥寥无几。他们做官，都是为了名声与家产，为了能当大地主，我不同，我做官，是因为我喜欢做官。”
司兵参军道，“彭大人说得是，东郡像彭大人这样喜欢做官的官实在太少了。”
彭平康哈哈一笑，“好了，快别哄我了，下去办差罢。”
司兵参军却没立刻离开，而是犹豫道，“还有一事，想禀告彭大人。”
彭平康问道，“何事？”
司兵参军道，“文氏的慈幼庄跑了几个孩子……”
彭平康打断道，“慈幼庄本来就是文氏开来救济弃儿的，这被救济的人，不想被救济，这谁又能管呢？”
司兵参军顿了一下，还是嗫嚅道，“……他们跑到广德军来了。”
彭平康一怔，“什么？”
司兵参军重复了一遍，“那些孩子跑到广德军来了。”他皱了皱眉，“我说要送他们回去，他们却都不肯回去。”
彭平康蠕了蠕嘴唇，没出声。
司兵参军问道，“彭大人，要不要把他们送回去？或者，您知会文氏的人一声，让他们遣人来将他们领回去。”
彭平康道，“那这几个孩子不肯回去，想干什么呢？”
司兵参军道，“他们想向彭大人求个户籍。”
彭平康道，“我能做主的籍，都不是什么好籍，就是算作厢军，也得另外上奏过批，否则莫名其妙就不明不白的多出来几个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假公济私，贪吃军饷呢。”
司兵参军道，“正是这理儿呢，他们年纪又都太小了，算什么籍都不合适。”
司兵参军说完，就等着彭平康下令，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把那些孩子给赶出去了，可等了好一会儿，彭平康都没有下令的意思，他不由问了一句，“彭大人，要不要……”
彭平康没等他问完，就一口回绝道，“不要！”他口气硬得自己都愣了一下，顿了顿，才缓和了声音，“新任的瑁梁少尹就快到了，此时不宜多生事端，先留在军中罢。”
司兵参军觉得彭平康的这个理由有些勉强，他正是因为瑁梁少尹快到了才向彭平康讨个不生事端的法子，若放在平常，早轰出去了。
彭平康说完，也觉得自己似乎多管闲事了，他自圆其说地解释道，“我是想看看，这新一任的瑁梁少尹，有没有胆子去管文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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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食货志》言“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
赈贷是宋代救荒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发展到后来，变成一种有偿乃至可以获利的救济方式，在宋代的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了救荒的范畴。
北宋前中期的赈贷，以省仓、军储、内库、三司资金等为主要资金来源。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省仓，王安石熙宁时说“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
到了南宋中后期，随着中央财政的日渐窘迫，随着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士绅在救荒、赈贷中的地位、作用逐渐加强，“诸道旱蝗疾疫，关中尤甚，公（范雍）自减廪食以为民先，富人皆争出财，助官贷，活数万人。”
文中这种富裕大地主放贷给佃户在南宋是很普遍的行为，如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十一日，“诏浙西江东路州军被水去处，令两浙提举司，多方劝谕有田之家，将本户佃客优加借贷，候秋成归还”。
到了南宋晚期，士绅地主主管运作的“社仓”已经彻底取代了官府运作的官仓地位（可见土地兼并有多么严重）。
2慈幼局是南宋的一种救济弃儿的措施，是宋理宗提出推广的，“朕尝令天下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了，是非常先进和文明的一种社会管理理念。
元朝人郑元佑的《山樵杂录》也记录了慈幼局，“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盖以贫家子多，辄厌而不育，乃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设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无子女，许来局中取去为后。故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若冬遇积雨雪，亦有赐钱例。虽小惠，然无甚贫者。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泽之周也。”
顺便说一下宋代弃儿问题，并不完全是因为重男轻女导致，而是没有恰当的避孕措施，一般平民人家只养得起两到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是理想，因为宋代人头税太沉重了“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所以到了第四个孩子，就“生子不举”，父母遗弃或者溺杀来控制孩子数量。
《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
赵善燎《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苏轼《与朱鄂州书一首》“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朱松《戒杀子文》说到江西，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陈渊《默堂先生文集》“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
王得臣《麈史·风俗》“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