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诞生之前，典当是民间主要的融资渠道。与银行比较，当铺无须进行信用审查，不用第三者担保，只要有价值的东西便可典当。
古有“坐贾行商”之说。摊贩聚集的地摊市场，是古董商进货的上游源头之一，有些“仓储”的味道。顾客群多为行里人，来逛店多是为了“串货”（即买走他店里的东西，放在我店里加价再卖）。这种买主，自然对东西的价格和质量格外挑剔，所以一般卖不上大价位。掮客，也有很多精英，不少都是资深的老“玩家”，他们之所以委屈在这里，多半是资金不厚，销路不广，没有几个“好下家”，而绝非眼力、智力不够。
市场摊贩，大多是“行商”。多年前去乡村“铲地皮”，还能“找点老货到城里换俩零钱”。现在一般都是“固定摊”和“固定时间”，零租（按天租）古玩市场这块“风水宝地”把自个店里，或别人店里滞销的东西拿过来甩一甩，碰运气。他们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各地古玩集市。他们算半个行家，有着异常敏锐的嗅觉和眼力，是古董生意的第一关，他们从没有收藏常识的住家户里抠出好货，再转手卖给开店的古董商。有时碰到真古董，地摊老板自己都不识货，被店家“捡漏”。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除了挑费，路费，一年剩不下几个，不赔就不错了。
店家眼光高，不看人，只看货，货不对路，全身名牌，也直接送客。货好的话，一身破烂，名家也会奉若上宾。平常时，不管收货卖货，眼力说话。但也会碰到一些“浑不吝”，这号人胆子贼大，什么都敢弄。古墓没本事挖，专挖附近的村墓，又没本事，又没出息。平民墓能有什么宝物，无非是铜钱，玉塞，寿衣，古玩商最厌恶这种人，但这些人脾气都很倔，死皮赖脸。古玩商哪敢收啊，不仅价值不高，煞气还极重，只能给些钱财打发走，东西不要，钱拿着喝酒，大爷您别再来了！
另一种麻烦，就是所谓的出土文物，尤其是青铜器。青铜，就是铜锡合金，春秋以前应用广泛，又称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为青铜器时代。按照国家规定，清朝以前的青铜器，不允许买卖，个人可以收藏，但不能交易。古玩商根本不敢买下来，谁买谁犯法，搞不好十年八年就得往监狱里过。当然有些老板也会收下来，将之上交，和上面搞好关系也很重要，这个大家都懂。
从1998年起，市场上真货是越来越少，假货越来越多。也不知道真货去了哪里？剩下一些卖“祖传之物”的人，基本上都是赝品。古玩商就到港澳台，或海外市场去“淘宝”，“持货”等待市场回暖。坚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大师之精品，经过时间的锤炼，终究会发出光芒。即便当时蒙尘，终会有散发光华的一日。
在古玩行业里，无论是明清瓷器，还是唐宋瓷器；无论现代书画，还是古代书画；无论明清玉器，还是高古玉器；无论文房四宝，还是竹木牙角；无论古玩杂项，还是珠宝首钢，行业内都有专门研究和鉴定的高人。每个人的专业知识经验，都是自己花钱，在市场买来的教训。有知识眼力，便有经济收益，这些识别真伪的要领，商人不会外传，收徒有先天条件和人品要求。学古玩需要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吃得了苦，有“三年打杂，十年入行”，乃至“择一业，终一生”的耐性。要自甘平凡，但知足常乐，无论行情好，还是不好，始终问心无愧，对得起天地祖宗，不必烧香拜佛。要敬畏古董，在看一只碗时，双手捧着，腰向下弯，像是在叩拜祖宗一样毕恭毕敬。在古玩店里，拿一件东西都不能就这么随手‘拿’，得‘捧’；递一样东西都不能就这么顺手‘递’，得‘过’，就像过河从桥上走一样，小心翼翼地从我这手‘过’到你的手上。
除非内部交流，或互相帮忙，鉴定也不会说真话，更不会估价。卖主说“鉴宝会专家定价多少”，商家会答，“专家用的是嘴，我们用的是钱，麻烦您出去时，帮我把门关上”。意思是市场不认可。“请问我这件藏品，值多少钱”，商家会回，“对不起，知道也不能告诉你”。意思是，如果说多了，你没卖上希望的价格，会觉得忽悠你。如果说便宜了，万一卖个好价钱，又觉得骗你。所以卖高卖低自己看着办。收藏者为了不花钱找个商家高手鉴定，假借卖古玩，看看商家对藏品的态度，如果不收买，便认为有可能是假货，如果问价收买，便认为是真品。其实商家一看藏品，就明白对方的来意和目地，所以仍然听不到实话。
在中国懂古董，基本上有两种：文物研究所，博物馆，在职公务员，及开店的古董商，拍卖会的鉴定员。文物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呆在学府馆所里全心全意解读古董信息，分析研究文化价值，社会意义的人，那些是真学霸，一步步走上来，为理想而高尚，为敬业而精微，并视金钱为粪土，值得尊敬。国家明确规定，在职期间，他们不得从事古董收藏，不得涉嫌古董交易，也是贫困的代名词。大家都知道，文物古迹不是“大学一般学科”，生僻，冷门，高难。看阴穴死人死物，胆小莫入，摸冥器，明器，祭器，衰弱莫进，保护砖瓦瓷陶，建筑物，坟墓碑柱，怕事莫来。考古这类学科，从本科开始，就是个神话奇迹的存在。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去攻读，毕业后就业都转行了，留在文博行业的，那是真喜欢，为了研究学问，享受获得知识和文化的乐趣。
袁秋华是个闲不住的人，不断从香港买回古玩鉴别书籍充电。每周一、三、五的晚上，还去省博物馆里参加一个瓷器鉴定培训班，授课的是省，市博物馆的几个老先生，还有从外地聘请来的几位专家。
瓷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出现在东汉，只有青瓷和黑瓷两种。烧成陶器（700至今1000）、原始瓷器（1000至今1200）、瓷器（1200以上），三者之间有个最为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温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白瓷出现。如果釉里面铁的含量低于1%，烧出来就是白瓷；在1%在3%之间，就是青瓷；超过4%，那就是黑瓷。古时候，原料比例与温度都没有办法控制到恰到好处，因此釉色不稳定，有很强的随机性。
唐代，南方代表是来自浙江的越窑，北方的代表是来自河北的邢窑，所以也有“南越北邢”的说法。宋代，“汝、官、哥、钧”都是属于青瓷系的，而“定”是烧白瓷的。钧窑则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了一点儿铜，结果没想到，竟然烧出了渐变的紫红色，人们评价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汝窑之所以珍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其在北宋是仅供宫廷使用的官窑，前后只烧造了20年左右，它用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般美妙，南宋时就有文献记载说汝窑在当时就十分难得。宋元明清以来，汝瓷都被皇宫深藏，视若珍宝，民间因此也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说法。
青花山水画始于元代中晚期，当时的釉下青花工艺已非常成熟，其主要纹饰为松、竹、梅和鱼藻、花卉、云龙、飞凤、走兽、鸟禽等，但也绘有少量的戏曲人物故事图。在明代的青花绘画史中，“官本样”占主体地位。“官本样”即由宫廷制好的器型木模并画好的图样，交由制瓷工匠制作。万历民窑青花装饰图案，山水画追求意境，刻意反映人们内心活动和情感的需求，画面不但要“好看”，还要有“情趣”。在元、明、清之际，一些精美的青花瓷画，显然是文人画家与瓷窑工匠密切结合的产物。
瓷画以铁为着色剂，烧出来就是青色，铁含量的不同，也会随之形成不同的颜色；以铜为着色剂，则是红色；以钴为着色剂，就是蓝色，青花瓷就是用钴来画的。除了蓝色的青花，还整出了红色，叫釉里红。还整出了红蓝搭配，叫青花釉里红。
广彩生产始于清康熙年间。当时广州工匠借西方传入的“金胎烧珐琅”技法，用进口材料，创制出“铜胎烧珐琅”，后又把这种方法用在白瓷胎上，成为著名的珐琅彩。19世纪初，广彩开始仿照中国缎锦纹样作瓷器装饰，后用金水织地，发展为“织金地”且普遍用于各种瓷器，形成了近代广彩“织金彩瓷”的特点。
康熙珐琅彩、以小物件为主，像杯、碗、盘、碟、壶等，很少有瓶的存在，又被称为“洋彩”。珐琅彩是一种纯宫廷釉彩，制作流程是让景德镇先把器物烧好，但是先不“装修”，送到清宫里面的造办处，让宫廷技师绘画再烧制而成。
雍正粉彩特点是雅致、干净、小清新，用色调柔和淡雅，比例精细工整，瓷身上往往也是一些花鸟彩绘。在原本五彩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中西合并的全新釉彩——粉彩，这个彩既有中国颜料和中国技法，也有西方颜料和西方技法，是个混血儿。
乾隆掐丝珐琅。又称“景泰蓝”。
北京故宫博物馆的瓷器专家耿宝昌，讲课。
珐琅彩瓷器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瓷器装饰技法的一种。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其为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珐琅彩盛于雍正、乾隆时，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彩绘、彩烧。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依样画到瓷器上。珐琅彩瓷器从创烧到衰落都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供皇室使用，是“庶民弗得一窥”的御用品。
朱伯谦是南宋官窑、元代哥窑、宋元龙泉窑的专家。
民国时期，处于收藏主流品种的是艺术价值极高的宋代五大名窑，而不是艳俗之气浓郁的清代瓷器。宋瓷简洁的素色，雾面、不亮，却很美，没有一点花边、没一点火气，素净而沉稳，后世却难仿造。首先，它空灵悠远，寂静无声，静穆幽深。其次是厚重意浓，舒适幽雅，神采自然，风骨不拘。流溢美的功力，不是体能的力，是内在的、气韵的力。看着它，不会烦躁，不会不安，使人愤怒，令人心灵平和，静下心来慢慢体会，然后，若有所思，心有所悟，又有所得，身心为之健康，美好的事，就是这样。
古朴典雅，清雅俊秀，美在诗意。我个人觉得，极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要先做加法，再做减法；先做乘法，再做除法，能够认识、掌握繁复的技能，极简只不过是把能省略的尽量省略，留下本真，朴素，纯色，足以抵得繁红满枝雀鸟闹，甚至比金镶玉嵌的容量更大，因为体现了独立孤傲、旷远放逸的襟怀，表现了空、虚、寂、静的禅意，心灵得大自在的意，尽在不言中、超越一切秩序的美，尽在瓷器外。仿佛做人，越简单、越难，越高级，但是经历了、到达了，便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达到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五大名窑瓷器鉴定口诀，记住了：哥汝官钧胎色灰，官胎质密釉下垂；汝窑薄胎又裹足，钧胎重厚超汝官；胎薄体轻认定窑，竹刷芒口泪淌垂。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如何分辨汝窑呢，主要看形听声，口诀如下：胎薄釉薄色天青，釉中开片扣木声。撇口撇足肚如鼓，灰胎硅化芝麻钉。
钧窑，位于河南禹州市，高温釉中含有铜，钧窑常常带斑红：红斑蓝釉有过渡，蚯蚓走泥纹路行。蟹甲青斑胎泥细，高岭土久亿年成。
对定窑唐、宋釉的区别，口诀如下：唐定色灰宋发黄，宋时泪滴灰点唐。南宋生硬北唐轻，黑定无色暗点藏。
例如，一件出土文物，如果想鉴定，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上面泼凉水，然后闻是否有墓地的味道，埋的时间越久，土味越浓。
请来沈阳故宫和民间古董鉴定的前辈登台传艺。
这是一只青花碗，外面画的是缠枝花卉，碗内画的是团花梵文，落款“大明宣德年制”。不过，眼前这碗是景德镇小窑的高仿，是一流仿手的作品，买卖双方明码标价。来源于文物商店。市场上对仿古瓷有很大的需求，随着存货的减少和征集难度的加大，文物商店会拿出一些库存的瓷器，到景德镇去请人仿制，限额生产几十件，全方位高仿，产品也往往按照新仿的价格出售。
高仿瓷也分三六九等。仿窑主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建作仿，雇用优秀的窑头、火工、画师，并且产品采用传统的柴窑烧造——柴窑固然能够保证仿制品“到味”，但因其费用高昂、占用空间太大、烧造程序复杂，令很多小作坊“望而却步”，烧一窑要消耗松柴4卡车，时间是22个小时。一般来讲，这样的顶级作坊，一年只生产十几件，甚至几件精品，失败的作品全部销毁。当这部分作品流入市场后，往往会进入大型拍卖会和知名画廊(国内外皆有)，冒充真品，单件价格往往高达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高仿瓷不需要大规模的生产，也不宜公开，有些技艺是上辈子人传下来的，甚至只传儿子，不传女儿。有些作坊主是原来景德镇一些国有瓷厂的技术人员，他们在工厂倒闭后就流向民间，自己办作坊或受雇于人，将新技术引进高仿工艺，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国营瓷器厂，也在生产高仿，有出口权，做工精美的高仿品都销往海外，而中、低仿品则更多地流入了民间。这类仿品一旦混迹于拍卖会，即使是高手也往往会走眼落马。
外行人根本不知道业内的情况。王老从事瓷器收藏已经有二十多年，曾到景德镇、河南等地的仿古制品点，实际调查过瓷器仿制方法，他认为只有看过如何制造仿品，才能从原理上辨识假货。
这些老人，可都是在古玩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江湖，大部分跟袁秋华父亲年龄差不多，有的甚至能当她的爷爷。王老须发皆白，穿着一身朴素的青布长褂，头发和胡须犹如银丝，一根一根白中透亮，而且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整个人看上去仙风道骨，超然脱俗。
课余，老人们也会讲陈年旧事。岳彬收藏的石雕、铜器、瓷器都非常好，现在的许多博物馆都比不上。但最后结局呢，岳彬被判死刑，死在监狱，财产都充公了。卢勤斋却逃之夭夭，几代人都当富家翁。陈中孚那时候，收藏品也都给充公拉走了。他们平常的东西，现在来说，拿出一件来卖几万块钱，好点的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陈中孚穷困而死，只活到66岁。
这个看穿了，其实没多大意思。文物，还讲究人品，为什么秦桧的书法虽然好，但人家不收藏？就是因为做人太恶，人们不愿收藏。
当一件瓷器，卖到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艺术疯了，还是买者疯了。
美好生活，无关金钱。知识可以学，但智慧不能学，只能体验。艺术不能当饭吃，但却是生命中的阳光空气和水。做人若无趣，乏味，这很煞风景。人一旦“没有趣”了，就会变得粗糙、麻木、肤浅，变得不再可爱了。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唉声叹气，面目可憎，好像这个世界谁都欠着你似的。这样的人活着，只会给别人添堵。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者，仙风道骨的神态，简直就是太白金星下凡，袁秋华越听越觉着老头们可爱。生活都悠闲懒散，很多事都随它去，既不会当官，也不会赚钱，既不羡慕当官的，也不嫉妒有钱的，既然不眼红，也就不在意，这就是老一辈文人。他们沉稳、端正、温和，儒雅，是一群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着旧文人的气息。他们老骥伏枥，志在文化传承，实心眼，纯粹，真心喜欢文物，特别团结，英雄相惜，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圈子。保护文物，并不代表大家都觉得这个事特别重要，似乎就像是少数人自发自愿的事情，显然不应仅仅被看做是所谓的文化坚守，或者是简单的情怀问题，像老一辈“清流”悲壮突围，“面子”都难以为继到底，是不是昙花一现，或者“回光返照”？
古董商决不做没有利润的事情。目光短浅、好吃懒做的人，任何珍贵的资料和藏品都抵不过短期利益的驱使，哪怕这些利益只是蝇头小利。那并不是接班人应有的姿势，依然要保持足够的审慎和克制。独善其身是什么呢？你说它是退隐也好，逃避也好，反正袁秋华觉得真是挺值，认为首先就是老百姓，对一个老百姓来说，时代不是你所能操控的，所以时代怎么样对你并不重要，你怎么样很重要。就像真正的读书人，不管哪朝哪代，生活虽然不同，但面对民族大义，文化传承，选择却始终如一。
文化基本是玩出来的，古玩是成年后的玩具”。玩家大多以“玩”为旨，图的是乐。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收藏圈，古玩行内小型拍卖会上，客户有不少是玩家，他们身份各异，大多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只是比别人多一点闲钱和多一点对古玩的兴趣。他们今天买明天也可以卖，高兴就买，不高兴就不卖，但如果是心头好，给再多钱也不卖。这就是玩家，不强求系统收藏，也不讲究利益回报。讲求“安心”二字，心不安，则玩得不开心。在那个信息不对称，玩家们如鱼得水，买得容易，卖得开心。
什么是“玩”？就像熟人一样，你不但能了解他的家事，甚至也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和兴趣爱好。再熟的人，你坐在屋里，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他来了。再进一步，他一咳嗽，你就知道是他。再熟一步，他不说话，你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知道是他。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为什么也懂得古玩了？这部分人是通过多年的实践，从感觉意识方面掌握了一些辨伪要领，但他们多数只能识别，不能解释。同时也只能凭经验大概进行真伪的判断，不讲理由，也不讲证据。
文物发展的不同，历经可简单归结为：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唐—俑（造像），宋—瓷，明—木，清—画。
国内的文物交流有三大形式，一是由政府及私人设置的文物公司，有出口的特权。二是政府批准成立的拍卖机构。三是民间旧货市场和收藏者之间的交流。文物拍卖以近现代为主，以海外回流宋代以前文物为辅。但重要的青铜器、石刻、玉器、陶器、俑像、漆器则由于文物法的限制难以进入拍卖行，这些文物基本处于民间私下交流状态。交流总量以明清文物及近代书画为最大，其它则相对较少，但赝品的泛滥与无制。
有些民间出土和流散的古玩，不会让体制内的专家们鉴赏。说穿了，有些古玩文物并不合法，而且认为他们的鉴定水平差得远，用不着求助他们鉴定，同时也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不具备交流沟通的条件，更不会进行买卖交易。古董商不与那些不懂鉴赏古玩的人，进行交流和交易。主要因为这一群体不懂得欣赏，没有共同语言和沟通的基础，不但不懂得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且不懂得养护古玩，有的甚至损毁文化遗存。真正内行的古玩商，实际上舍不得把古玩卖给不懂、不爱古玩的人，真正的古玩商，内心喜欢酷爱古玩，并不是完全为了金钱，如果卖给他们会被看做毁老祖宗。古玩商对这些人，要么不交易，要么只有资格玩赏一些赝品罢了。
古玩这一行，包罗万象，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傲慢和咄咄逼人，吃亏的只能是自己。鉴定师要有看到古玩真品的机会，并且进行认真的考察和识别，从而掌握真品的特征。要想看到真品，除了馆藏实物，便是通过行家，或商家之手来了解真品了。文物有研究价值，但未必有经济价值。搞收藏，最重要的不仅是钱，还需要有庞大信息网，朋友多了，哪有好东西都能知道，所以说有的时候，信息等同于钱。
袁秋华经常在收藏圈朋友的带领下，寻访各路古玩商店，购藏古董，有时甚至在知情人的带领下，走街串巷，去寻访以前散落在胡同大户人家里的珍贵古董。
她有自知之明，深知宋元书画名迹，不在故宫，即在海外，明清作品，即便偶现市场，不是伪作，就是天价，远非一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得起。常到书画店购买，近代，现代，当地书画作品，且以小名家作品为主，凭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宝”或“拣漏”。容庚、商承祚的书画，不准出境，属于生僻，冷门，收藏是豆腐价。“岭南三杰”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及入室弟子，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关山月，潘行健，还有后辈杨之光、陈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画家。当时艺术品市场还未曾升温，岭南画派在艺术市场一直默默无闻，绝大多数岭南派画家作品都在千元至几万之间徘徊，也就有了“价值洼地”之称。
袁秋华每月逛两次香港荷里活道的古玩店，参加了不少小型的古玩拍卖会，经常收获惊喜。最大的收益是得到潘玉良的画。潘玉良出身艺伎，在上海画展时，有人故意捣乱，羞辱她。她的背景并不是什么秘密，兴许这就是她作品没有人购买的原因吧。潘赞化的大夫人来了，结束了一天授课的潘玉良回到家中，大夫人对她说，即便你现在是教授了，在家里你也是小的，这就是家规。最后，潘玉良为了不为难丈夫，只好向现实屈服，向大夫人下跪磕头倒茶。第二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坐上了前往巴黎的游轮，而这一走就是40年，直到她82岁客死巴黎，也没有再次踏上中国这片故土。上世纪80年代，她的画作登上了回国的邮轮，这些作品也在她死后，在海外屡屡被卖出天价。
深信，任何一件古董的获取，从来都是物在选择人，而不是人在选择物，人与物之间的缘分，仿佛前世已经注定。
从2003年起，古玩价格的不断飞涨和海外淘宝市场的全方位开拓，给了古玩商们迅速发展做大的机会，同时这也是拍卖业、画廊业野蛮生长的年代。那时候好东西出来得多，国人在世界各地寻宝，掀起了文物回流的大潮。行业里资金和货品周转快，当时不少精品的价格，远没达到它该有的位置。真正的好东西，一旦钻进收藏家的保险柜，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进入市场了。
袁秋华不仅订阅国内《收藏》杂志，《艺术品》杂志，还托亲友海外邮寄《世界艺术品市场周刊》和《艺术品与财富》杂志。通才整理刊登的系列文章，对比出了一组数据，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从中国香港外流的中国出土文物有近千万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盗墓者与走私者联手卖出，少数是文博单位的内贼监守自盗所为。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欧美各国博物馆；一部分被以各种名义取得“合法”身份后，由拍卖行公开拍卖；另外一部分，则通过古董市场流向古董收藏家的储藏室。
这些文物大部分售价极低，有些甚至一堆一堆地估价贱卖，但转手后，无论是经外国古董商，还是拍卖行倒卖，一般都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几百上千倍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对于拍卖行来说，这些拍品不但可以回归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可以赚更多钱，而且引起的纠纷还会更少，因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国政府都没有档案可查，很难举证追讨。当然，最终大部分文物还会被中国人花钱买回去，物归原主嘛！
明清瓷器在欧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还可以拍上几十年。明代，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行销海外。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窑青瓷，是明代中前期的畅销品。明代晚期以后，瓷器外销则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等产品为主，青花瓷器为大宗，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为多见。器形以盘、碗、盖盒、瓶、瓷塑为主。还有八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国家为了换取外汇，外贸出口的精美的仿古瓷。
近几年送拍的中国高古文物数量，同样多得超出想象。可以这么说，过去若干年拍卖行掌握的这类拍品，还不及现在一年主动上门联系的数量多。质量也一样，过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铜器作为拍品，同事就兴奋不已，现在卖都卖不过来，一般器物有明显残缺，拍卖行都不让上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完美无缺的东西！
所谓非公开拍卖方式，就是由中间商为自己熟悉的买卖双方客户牵线搭桥，对部分对口古董进行价格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便私下成交。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买卖双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税费，而且价格一般都比较适中。
围绕中国文物所展开的一场国际商业运作，有着极为缜密的战略性布局，手法与股市“庄家”惯用的“高抛低吸”伎俩非常相似——一手持续不断地拉高明清官窑瓷器的价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出货；另一手则利用中国对出土文物的管制政策，大量廉价收购、储备那些时代久远、真正有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只待时机成熟，便竖起新的价格标杆，策动这一部分文物“出口转内销”的回归运动，源源不断地用中国人自己的“物”，赚取中国人自己的钱。
古有“坐贾行商”之说。摊贩聚集的地摊市场，是古董商进货的上游源头之一，有些“仓储”的味道。顾客群多为行里人，来逛店多是为了“串货”（即买走他店里的东西，放在我店里加价再卖）。这种买主，自然对东西的价格和质量格外挑剔，所以一般卖不上大价位。掮客，也有很多精英，不少都是资深的老“玩家”，他们之所以委屈在这里，多半是资金不厚，销路不广，没有几个“好下家”，而绝非眼力、智力不够。
市场摊贩，大多是“行商”。多年前去乡村“铲地皮”，还能“找点老货到城里换俩零钱”。现在一般都是“固定摊”和“固定时间”，零租（按天租）古玩市场这块“风水宝地”把自个店里，或别人店里滞销的东西拿过来甩一甩，碰运气。他们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各地古玩集市。他们算半个行家，有着异常敏锐的嗅觉和眼力，是古董生意的第一关，他们从没有收藏常识的住家户里抠出好货，再转手卖给开店的古董商。有时碰到真古董，地摊老板自己都不识货，被店家“捡漏”。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除了挑费，路费，一年剩不下几个，不赔就不错了。
店家眼光高，不看人，只看货，货不对路，全身名牌，也直接送客。货好的话，一身破烂，名家也会奉若上宾。平常时，不管收货卖货，眼力说话。但也会碰到一些“浑不吝”，这号人胆子贼大，什么都敢弄。古墓没本事挖，专挖附近的村墓，又没本事，又没出息。平民墓能有什么宝物，无非是铜钱，玉塞，寿衣，古玩商最厌恶这种人，但这些人脾气都很倔，死皮赖脸。古玩商哪敢收啊，不仅价值不高，煞气还极重，只能给些钱财打发走，东西不要，钱拿着喝酒，大爷您别再来了！
另一种麻烦，就是所谓的出土文物，尤其是青铜器。青铜，就是铜锡合金，春秋以前应用广泛，又称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为青铜器时代。按照国家规定，清朝以前的青铜器，不允许买卖，个人可以收藏，但不能交易。古玩商根本不敢买下来，谁买谁犯法，搞不好十年八年就得往监狱里过。当然有些老板也会收下来，将之上交，和上面搞好关系也很重要，这个大家都懂。
从1998年起，市场上真货是越来越少，假货越来越多。也不知道真货去了哪里？剩下一些卖“祖传之物”的人，基本上都是赝品。古玩商就到港澳台，或海外市场去“淘宝”，“持货”等待市场回暖。坚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大师之精品，经过时间的锤炼，终究会发出光芒。即便当时蒙尘，终会有散发光华的一日。
在古玩行业里，无论是明清瓷器，还是唐宋瓷器；无论现代书画，还是古代书画；无论明清玉器，还是高古玉器；无论文房四宝，还是竹木牙角；无论古玩杂项，还是珠宝首钢，行业内都有专门研究和鉴定的高人。每个人的专业知识经验，都是自己花钱，在市场买来的教训。有知识眼力，便有经济收益，这些识别真伪的要领，商人不会外传，收徒有先天条件和人品要求。学古玩需要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吃得了苦，有“三年打杂，十年入行”，乃至“择一业，终一生”的耐性。要自甘平凡，但知足常乐，无论行情好，还是不好，始终问心无愧，对得起天地祖宗，不必烧香拜佛。要敬畏古董，在看一只碗时，双手捧着，腰向下弯，像是在叩拜祖宗一样毕恭毕敬。在古玩店里，拿一件东西都不能就这么随手‘拿’，得‘捧’；递一样东西都不能就这么顺手‘递’，得‘过’，就像过河从桥上走一样，小心翼翼地从我这手‘过’到你的手上。
除非内部交流，或互相帮忙，鉴定也不会说真话，更不会估价。卖主说“鉴宝会专家定价多少”，商家会答，“专家用的是嘴，我们用的是钱，麻烦您出去时，帮我把门关上”。意思是市场不认可。“请问我这件藏品，值多少钱”，商家会回，“对不起，知道也不能告诉你”。意思是，如果说多了，你没卖上希望的价格，会觉得忽悠你。如果说便宜了，万一卖个好价钱，又觉得骗你。所以卖高卖低自己看着办。收藏者为了不花钱找个商家高手鉴定，假借卖古玩，看看商家对藏品的态度，如果不收买，便认为有可能是假货，如果问价收买，便认为是真品。其实商家一看藏品，就明白对方的来意和目地，所以仍然听不到实话。
在中国懂古董，基本上有两种：文物研究所，博物馆，在职公务员，及开店的古董商，拍卖会的鉴定员。文物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呆在学府馆所里全心全意解读古董信息，分析研究文化价值，社会意义的人，那些是真学霸，一步步走上来，为理想而高尚，为敬业而精微，并视金钱为粪土，值得尊敬。国家明确规定，在职期间，他们不得从事古董收藏，不得涉嫌古董交易，也是贫困的代名词。大家都知道，文物古迹不是“大学一般学科”，生僻，冷门，高难。看阴穴死人死物，胆小莫入，摸冥器，明器，祭器，衰弱莫进，保护砖瓦瓷陶，建筑物，坟墓碑柱，怕事莫来。考古这类学科，从本科开始，就是个神话奇迹的存在。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去攻读，毕业后就业都转行了，留在文博行业的，那是真喜欢，为了研究学问，享受获得知识和文化的乐趣。
袁秋华是个闲不住的人，不断从香港买回古玩鉴别书籍充电。每周一、三、五的晚上，还去省博物馆里参加一个瓷器鉴定培训班，授课的是省，市博物馆的几个老先生，还有从外地聘请来的几位专家。
瓷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出现在东汉，只有青瓷和黑瓷两种。烧成陶器（700至今1000）、原始瓷器（1000至今1200）、瓷器（1200以上），三者之间有个最为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温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白瓷出现。如果釉里面铁的含量低于1%，烧出来就是白瓷；在1%在3%之间，就是青瓷；超过4%，那就是黑瓷。古时候，原料比例与温度都没有办法控制到恰到好处，因此釉色不稳定，有很强的随机性。
唐代，南方代表是来自浙江的越窑，北方的代表是来自河北的邢窑，所以也有“南越北邢”的说法。宋代，“汝、官、哥、钧”都是属于青瓷系的，而“定”是烧白瓷的。钧窑则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了一点儿铜，结果没想到，竟然烧出了渐变的紫红色，人们评价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汝窑之所以珍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其在北宋是仅供宫廷使用的官窑，前后只烧造了20年左右，它用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般美妙，南宋时就有文献记载说汝窑在当时就十分难得。宋元明清以来，汝瓷都被皇宫深藏，视若珍宝，民间因此也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说法。
青花山水画始于元代中晚期，当时的釉下青花工艺已非常成熟，其主要纹饰为松、竹、梅和鱼藻、花卉、云龙、飞凤、走兽、鸟禽等，但也绘有少量的戏曲人物故事图。在明代的青花绘画史中，“官本样”占主体地位。“官本样”即由宫廷制好的器型木模并画好的图样，交由制瓷工匠制作。万历民窑青花装饰图案，山水画追求意境，刻意反映人们内心活动和情感的需求，画面不但要“好看”，还要有“情趣”。在元、明、清之际，一些精美的青花瓷画，显然是文人画家与瓷窑工匠密切结合的产物。
瓷画以铁为着色剂，烧出来就是青色，铁含量的不同，也会随之形成不同的颜色；以铜为着色剂，则是红色；以钴为着色剂，就是蓝色，青花瓷就是用钴来画的。除了蓝色的青花，还整出了红色，叫釉里红。还整出了红蓝搭配，叫青花釉里红。
广彩生产始于清康熙年间。当时广州工匠借西方传入的“金胎烧珐琅”技法，用进口材料，创制出“铜胎烧珐琅”，后又把这种方法用在白瓷胎上，成为著名的珐琅彩。19世纪初，广彩开始仿照中国缎锦纹样作瓷器装饰，后用金水织地，发展为“织金地”且普遍用于各种瓷器，形成了近代广彩“织金彩瓷”的特点。
康熙珐琅彩、以小物件为主，像杯、碗、盘、碟、壶等，很少有瓶的存在，又被称为“洋彩”。珐琅彩是一种纯宫廷釉彩，制作流程是让景德镇先把器物烧好，但是先不“装修”，送到清宫里面的造办处，让宫廷技师绘画再烧制而成。
雍正粉彩特点是雅致、干净、小清新，用色调柔和淡雅，比例精细工整，瓷身上往往也是一些花鸟彩绘。在原本五彩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中西合并的全新釉彩——粉彩，这个彩既有中国颜料和中国技法，也有西方颜料和西方技法，是个混血儿。
乾隆掐丝珐琅。又称“景泰蓝”。
北京故宫博物馆的瓷器专家耿宝昌，讲课。
珐琅彩瓷器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瓷器装饰技法的一种。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其为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珐琅彩盛于雍正、乾隆时，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彩绘、彩烧。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依样画到瓷器上。珐琅彩瓷器从创烧到衰落都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供皇室使用，是“庶民弗得一窥”的御用品。
朱伯谦是南宋官窑、元代哥窑、宋元龙泉窑的专家。
民国时期，处于收藏主流品种的是艺术价值极高的宋代五大名窑，而不是艳俗之气浓郁的清代瓷器。宋瓷简洁的素色，雾面、不亮，却很美，没有一点花边、没一点火气，素净而沉稳，后世却难仿造。首先，它空灵悠远，寂静无声，静穆幽深。其次是厚重意浓，舒适幽雅，神采自然，风骨不拘。流溢美的功力，不是体能的力，是内在的、气韵的力。看着它，不会烦躁，不会不安，使人愤怒，令人心灵平和，静下心来慢慢体会，然后，若有所思，心有所悟，又有所得，身心为之健康，美好的事，就是这样。
古朴典雅，清雅俊秀，美在诗意。我个人觉得，极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要先做加法，再做减法；先做乘法，再做除法，能够认识、掌握繁复的技能，极简只不过是把能省略的尽量省略，留下本真，朴素，纯色，足以抵得繁红满枝雀鸟闹，甚至比金镶玉嵌的容量更大，因为体现了独立孤傲、旷远放逸的襟怀，表现了空、虚、寂、静的禅意，心灵得大自在的意，尽在不言中、超越一切秩序的美，尽在瓷器外。仿佛做人，越简单、越难，越高级，但是经历了、到达了，便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达到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五大名窑瓷器鉴定口诀，记住了：哥汝官钧胎色灰，官胎质密釉下垂；汝窑薄胎又裹足，钧胎重厚超汝官；胎薄体轻认定窑，竹刷芒口泪淌垂。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如何分辨汝窑呢，主要看形听声，口诀如下：胎薄釉薄色天青，釉中开片扣木声。撇口撇足肚如鼓，灰胎硅化芝麻钉。
钧窑，位于河南禹州市，高温釉中含有铜，钧窑常常带斑红：红斑蓝釉有过渡，蚯蚓走泥纹路行。蟹甲青斑胎泥细，高岭土久亿年成。
对定窑唐、宋釉的区别，口诀如下：唐定色灰宋发黄，宋时泪滴灰点唐。南宋生硬北唐轻，黑定无色暗点藏。
例如，一件出土文物，如果想鉴定，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上面泼凉水，然后闻是否有墓地的味道，埋的时间越久，土味越浓。
请来沈阳故宫和民间古董鉴定的前辈登台传艺。
这是一只青花碗，外面画的是缠枝花卉，碗内画的是团花梵文，落款“大明宣德年制”。不过，眼前这碗是景德镇小窑的高仿，是一流仿手的作品，买卖双方明码标价。来源于文物商店。市场上对仿古瓷有很大的需求，随着存货的减少和征集难度的加大，文物商店会拿出一些库存的瓷器，到景德镇去请人仿制，限额生产几十件，全方位高仿，产品也往往按照新仿的价格出售。
高仿瓷也分三六九等。仿窑主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建作仿，雇用优秀的窑头、火工、画师，并且产品采用传统的柴窑烧造——柴窑固然能够保证仿制品“到味”，但因其费用高昂、占用空间太大、烧造程序复杂，令很多小作坊“望而却步”，烧一窑要消耗松柴4卡车，时间是22个小时。一般来讲，这样的顶级作坊，一年只生产十几件，甚至几件精品，失败的作品全部销毁。当这部分作品流入市场后，往往会进入大型拍卖会和知名画廊(国内外皆有)，冒充真品，单件价格往往高达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高仿瓷不需要大规模的生产，也不宜公开，有些技艺是上辈子人传下来的，甚至只传儿子，不传女儿。有些作坊主是原来景德镇一些国有瓷厂的技术人员，他们在工厂倒闭后就流向民间，自己办作坊或受雇于人，将新技术引进高仿工艺，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国营瓷器厂，也在生产高仿，有出口权，做工精美的高仿品都销往海外，而中、低仿品则更多地流入了民间。这类仿品一旦混迹于拍卖会，即使是高手也往往会走眼落马。
外行人根本不知道业内的情况。王老从事瓷器收藏已经有二十多年，曾到景德镇、河南等地的仿古制品点，实际调查过瓷器仿制方法，他认为只有看过如何制造仿品，才能从原理上辨识假货。
这些老人，可都是在古玩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江湖，大部分跟袁秋华父亲年龄差不多，有的甚至能当她的爷爷。王老须发皆白，穿着一身朴素的青布长褂，头发和胡须犹如银丝，一根一根白中透亮，而且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整个人看上去仙风道骨，超然脱俗。
课余，老人们也会讲陈年旧事。岳彬收藏的石雕、铜器、瓷器都非常好，现在的许多博物馆都比不上。但最后结局呢，岳彬被判死刑，死在监狱，财产都充公了。卢勤斋却逃之夭夭，几代人都当富家翁。陈中孚那时候，收藏品也都给充公拉走了。他们平常的东西，现在来说，拿出一件来卖几万块钱，好点的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陈中孚穷困而死，只活到66岁。
这个看穿了，其实没多大意思。文物，还讲究人品，为什么秦桧的书法虽然好，但人家不收藏？就是因为做人太恶，人们不愿收藏。
当一件瓷器，卖到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艺术疯了，还是买者疯了。
美好生活，无关金钱。知识可以学，但智慧不能学，只能体验。艺术不能当饭吃，但却是生命中的阳光空气和水。做人若无趣，乏味，这很煞风景。人一旦“没有趣”了，就会变得粗糙、麻木、肤浅，变得不再可爱了。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唉声叹气，面目可憎，好像这个世界谁都欠着你似的。这样的人活着，只会给别人添堵。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者，仙风道骨的神态，简直就是太白金星下凡，袁秋华越听越觉着老头们可爱。生活都悠闲懒散，很多事都随它去，既不会当官，也不会赚钱，既不羡慕当官的，也不嫉妒有钱的，既然不眼红，也就不在意，这就是老一辈文人。他们沉稳、端正、温和，儒雅，是一群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着旧文人的气息。他们老骥伏枥，志在文化传承，实心眼，纯粹，真心喜欢文物，特别团结，英雄相惜，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圈子。保护文物，并不代表大家都觉得这个事特别重要，似乎就像是少数人自发自愿的事情，显然不应仅仅被看做是所谓的文化坚守，或者是简单的情怀问题，像老一辈“清流”悲壮突围，“面子”都难以为继到底，是不是昙花一现，或者“回光返照”？
古董商决不做没有利润的事情。目光短浅、好吃懒做的人，任何珍贵的资料和藏品都抵不过短期利益的驱使，哪怕这些利益只是蝇头小利。那并不是接班人应有的姿势，依然要保持足够的审慎和克制。独善其身是什么呢？你说它是退隐也好，逃避也好，反正袁秋华觉得真是挺值，认为首先就是老百姓，对一个老百姓来说，时代不是你所能操控的，所以时代怎么样对你并不重要，你怎么样很重要。就像真正的读书人，不管哪朝哪代，生活虽然不同，但面对民族大义，文化传承，选择却始终如一。
文化基本是玩出来的，古玩是成年后的玩具”。玩家大多以“玩”为旨，图的是乐。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收藏圈，古玩行内小型拍卖会上，客户有不少是玩家，他们身份各异，大多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只是比别人多一点闲钱和多一点对古玩的兴趣。他们今天买明天也可以卖，高兴就买，不高兴就不卖，但如果是心头好，给再多钱也不卖。这就是玩家，不强求系统收藏，也不讲究利益回报。讲求“安心”二字，心不安，则玩得不开心。在那个信息不对称，玩家们如鱼得水，买得容易，卖得开心。
什么是“玩”？就像熟人一样，你不但能了解他的家事，甚至也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和兴趣爱好。再熟的人，你坐在屋里，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他来了。再进一步，他一咳嗽，你就知道是他。再熟一步，他不说话，你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知道是他。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为什么也懂得古玩了？这部分人是通过多年的实践，从感觉意识方面掌握了一些辨伪要领，但他们多数只能识别，不能解释。同时也只能凭经验大概进行真伪的判断，不讲理由，也不讲证据。
文物发展的不同，历经可简单归结为：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唐—俑（造像），宋—瓷，明—木，清—画。
国内的文物交流有三大形式，一是由政府及私人设置的文物公司，有出口的特权。二是政府批准成立的拍卖机构。三是民间旧货市场和收藏者之间的交流。文物拍卖以近现代为主，以海外回流宋代以前文物为辅。但重要的青铜器、石刻、玉器、陶器、俑像、漆器则由于文物法的限制难以进入拍卖行，这些文物基本处于民间私下交流状态。交流总量以明清文物及近代书画为最大，其它则相对较少，但赝品的泛滥与无制。
有些民间出土和流散的古玩，不会让体制内的专家们鉴赏。说穿了，有些古玩文物并不合法，而且认为他们的鉴定水平差得远，用不着求助他们鉴定，同时也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不具备交流沟通的条件，更不会进行买卖交易。古董商不与那些不懂鉴赏古玩的人，进行交流和交易。主要因为这一群体不懂得欣赏，没有共同语言和沟通的基础，不但不懂得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且不懂得养护古玩，有的甚至损毁文化遗存。真正内行的古玩商，实际上舍不得把古玩卖给不懂、不爱古玩的人，真正的古玩商，内心喜欢酷爱古玩，并不是完全为了金钱，如果卖给他们会被看做毁老祖宗。古玩商对这些人，要么不交易，要么只有资格玩赏一些赝品罢了。
古玩这一行，包罗万象，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傲慢和咄咄逼人，吃亏的只能是自己。鉴定师要有看到古玩真品的机会，并且进行认真的考察和识别，从而掌握真品的特征。要想看到真品，除了馆藏实物，便是通过行家，或商家之手来了解真品了。文物有研究价值，但未必有经济价值。搞收藏，最重要的不仅是钱，还需要有庞大信息网，朋友多了，哪有好东西都能知道，所以说有的时候，信息等同于钱。
袁秋华经常在收藏圈朋友的带领下，寻访各路古玩商店，购藏古董，有时甚至在知情人的带领下，走街串巷，去寻访以前散落在胡同大户人家里的珍贵古董。
她有自知之明，深知宋元书画名迹，不在故宫，即在海外，明清作品，即便偶现市场，不是伪作，就是天价，远非一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得起。常到书画店购买，近代，现代，当地书画作品，且以小名家作品为主，凭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宝”或“拣漏”。容庚、商承祚的书画，不准出境，属于生僻，冷门，收藏是豆腐价。“岭南三杰”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及入室弟子，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关山月，潘行健，还有后辈杨之光、陈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画家。当时艺术品市场还未曾升温，岭南画派在艺术市场一直默默无闻，绝大多数岭南派画家作品都在千元至几万之间徘徊，也就有了“价值洼地”之称。
袁秋华每月逛两次香港荷里活道的古玩店，参加了不少小型的古玩拍卖会，经常收获惊喜。最大的收益是得到潘玉良的画。潘玉良出身艺伎，在上海画展时，有人故意捣乱，羞辱她。她的背景并不是什么秘密，兴许这就是她作品没有人购买的原因吧。潘赞化的大夫人来了，结束了一天授课的潘玉良回到家中，大夫人对她说，即便你现在是教授了，在家里你也是小的，这就是家规。最后，潘玉良为了不为难丈夫，只好向现实屈服，向大夫人下跪磕头倒茶。第二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坐上了前往巴黎的游轮，而这一走就是40年，直到她82岁客死巴黎，也没有再次踏上中国这片故土。上世纪80年代，她的画作登上了回国的邮轮，这些作品也在她死后，在海外屡屡被卖出天价。
深信，任何一件古董的获取，从来都是物在选择人，而不是人在选择物，人与物之间的缘分，仿佛前世已经注定。
从2003年起，古玩价格的不断飞涨和海外淘宝市场的全方位开拓，给了古玩商们迅速发展做大的机会，同时这也是拍卖业、画廊业野蛮生长的年代。那时候好东西出来得多，国人在世界各地寻宝，掀起了文物回流的大潮。行业里资金和货品周转快，当时不少精品的价格，远没达到它该有的位置。真正的好东西，一旦钻进收藏家的保险柜，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进入市场了。
袁秋华不仅订阅国内《收藏》杂志，《艺术品》杂志，还托亲友海外邮寄《世界艺术品市场周刊》和《艺术品与财富》杂志。通才整理刊登的系列文章，对比出了一组数据，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从中国香港外流的中国出土文物有近千万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盗墓者与走私者联手卖出，少数是文博单位的内贼监守自盗所为。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欧美各国博物馆；一部分被以各种名义取得“合法”身份后，由拍卖行公开拍卖；另外一部分，则通过古董市场流向古董收藏家的储藏室。
这些文物大部分售价极低，有些甚至一堆一堆地估价贱卖，但转手后，无论是经外国古董商，还是拍卖行倒卖，一般都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几百上千倍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对于拍卖行来说，这些拍品不但可以回归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可以赚更多钱，而且引起的纠纷还会更少，因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国政府都没有档案可查，很难举证追讨。当然，最终大部分文物还会被中国人花钱买回去，物归原主嘛！
明清瓷器在欧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还可以拍上几十年。明代，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行销海外。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窑青瓷，是明代中前期的畅销品。明代晚期以后，瓷器外销则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等产品为主，青花瓷器为大宗，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为多见。器形以盘、碗、盖盒、瓶、瓷塑为主。还有八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国家为了换取外汇，外贸出口的精美的仿古瓷。
近几年送拍的中国高古文物数量，同样多得超出想象。可以这么说，过去若干年拍卖行掌握的这类拍品，还不及现在一年主动上门联系的数量多。质量也一样，过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铜器作为拍品，同事就兴奋不已，现在卖都卖不过来，一般器物有明显残缺，拍卖行都不让上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完美无缺的东西！
所谓非公开拍卖方式，就是由中间商为自己熟悉的买卖双方客户牵线搭桥，对部分对口古董进行价格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便私下成交。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买卖双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税费，而且价格一般都比较适中。
围绕中国文物所展开的一场国际商业运作，有着极为缜密的战略性布局，手法与股市“庄家”惯用的“高抛低吸”伎俩非常相似——一手持续不断地拉高明清官窑瓷器的价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出货；另一手则利用中国对出土文物的管制政策，大量廉价收购、储备那些时代久远、真正有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只待时机成熟，便竖起新的价格标杆，策动这一部分文物“出口转内销”的回归运动，源源不断地用中国人自己的“物”，赚取中国人自己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