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的‘知行相须’之理,可曾讲得明白了?若已确知此理,问题便可不限于‘知行’。”
    噫!这不就可以围着四书提问,多打听得几分明年秋试的考题了?
    众生连忙又把刚写下的“知行”字眼划去,冥思苦想如何提问才能套出考题。方提学高台上将他们的小动作尽收眼底,含笑摇头,缓步走到台下领导席中,回头敲了敲嘉宾席宋时的桌子,轻松地问了一声:“诸生此时都已知我所讲,正思量着该再问本院什么,你这学生却只顾书写,莫非还不曾‘知之’?”
    宋时一心听提学讲课,根本没在研究考题,是以被点名时也是气定神闲,心态平稳,站起来应了一声“是”。
    他不只背过好多篇写到“知行相须”的论文,还掌握了王阳明圣人“知行合一”的心学理论以及或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甚至能现场把哲学理论往前推进六百年。
    不过方提学不是真要听他报告,他也就以同样轻松的口气答道:“学生今日听了老师讲课,只算初得‘知之’,此后还须多用功读书,以行促知,待到秋闱中挣下一个功名,才敢对老师说一声又深‘知之’。”
    方提学朗声笑道:“你这学生倒是胆子大,凯有拿圣人言辞作排调的道理?本院倒看看你明年能拿个什么成绩——你莫以为回了京我便追究不着你,这里还有个桓通判是你亲师兄,我到时候只找他要乡试名录!”
    宋时低下头谦恭地说:“老师放心,到时候学生必定亲自把名次递到老师面前。”连卷子都得递到老师面前,考多少名就全凭老师填了。
    方大人尚不知道他的胆子叫自己养肥了,敢在福建考举人,只想着顺天乡试易过,他又有个好师兄在身边指点,蹉跎不了几年,便满意地挥挥袖叫他坐下。
    他自己也坐回首席,对身旁的桓凌说:“桓世侄与宋子期相好,来日也替他补习补习。你们师兄弟若都做了少年进士,说出来也是一桩佳话,你先翁面上也有光彩。”
    桓凌应道:“我们也正有这般打算。师弟过完端午也要和我回府里,到时候还要叨扰年伯,望年伯不弃。”
    他自然地大包大揽,将宋时的事说得像自家身上的事一样,方提学也没意识到什么不对,直接应了下来。
    此时宋县令正在台上主持,并不知道已经有人不声不响地顶替了他这老父的位置,为他儿子的事跟老师沟通,仍是兢兢业业地在台上主持,请下一位讲官,前吏部文选司郎中张大人上台。
    他们排讲座顺序是按着在职时的官职顺序来排的:方提学虽是七品御史,却位卑权重,在京三品大员也要在他面前折腰的,自然无人敢排在他面前;之后便是曾任五品吏部郎中,却早早抛下实权清贵之职,回乡作了一位讲学名士的张郎中;在湖州知府任上告老致仕的王大人;最后才是见任六品通判的桓凌。
    张郎中自己开书院授课,讲学经验丰富,并不讲理学,而是讲跟考试有关的基础理论——立国百四十年来,《大学》《中庸》题都出得差不多了,考题最可能出自《论语》《孟子》,而《论语》又是记录孔子言行之书,更可能出题,他便摘了一段“八佾”来讲。
    而王知府是做了多年亲民官的,以实务为先,讲的是朱子传人陈淳的《北溪字义》。
    陈淳讲“力行为主,致知副之”,较之朱子的说法更合他的心意。不过之前方提学讲了“知行相须”,他不能再接着讲知行,便讲了《北溪字义》中的“敬”。
    朱子讲“居敬穷理”,他便从这个“敬”字讲起,给台下众生讲如何持敬修心:无事时心平气静,不神游外物,有事时则心中只装这一件事,不要被第二件、第三件动摇。
    虽然跟考试无关,也不是教材主编朱子本人的思想,宋时还是很认真地听了——这个持敬工夫对拖延症也很有用啊。要是真能做到专心一事,不被闲书、杂事、门外卖东西、打球的声音打搅,学习效率肯定能提高不少!
    回来写个座佑铭贴墙上。
    王知府讲学终了,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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