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很多读者认为主角娶文姜是个毒点，枕中也不止一次的看到很多人吐槽主角要戴原谅帽了。
本书的第五章，枕中也解释过这个问题，但是有读者对此并不买账，认为枕中是为文姜洗白。
要弄清楚文姜是否与其兄私通的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搞明白这种说法最先是从哪传出来。
最先讲到文姜与其兄私通的是《左传》，《春秋》三传中只有《左传》这么言辞凿凿的讲，而后来司马迁的《史记》也有讲到，接着还有《毛诗》也出言讽刺过。
《毛诗》的相关问题，枕中在第五章已经论述过，在此就不在赘言。而学术界的一般说法认为，《史记》中和《左传》中大致相同的地方，都可以认为《史记》是在抄《左传》（这个有条件的可以去问问，看看枕中是不是在瞎说。）
所以，可以这样说，文姜与其兄私通的事是从《左传》中传出来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我们现在来谈论下《左传》的问题，司马迁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但是，这点的争议很大，近代以来的大学者，如钱穆、郭沫若，认为《左传》并不是左丘明所作而是吴起所作，梁启超、康有为则认为这是汉代刘歆的伪作。
总而言之，《左传》成书最早的时间应该是战国初期，进一步说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之间。而根据《史记》、《论语》等一些资料记述，左丘明生活在鲁国的襄、昭、定、哀公时期，年龄大约与孔子仿佛。由此计算，即使左丘明年龄小于孔子二三十岁并且高寿，也活不到公元前403年。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左传》托名伪作的嫌疑极大，若将《左传》的成书时间定为战国时期，那么，此时正是儒家思想在民间蓬勃发展的时期，《左传》在此时解读出文姜之乱，可以说是为其解经服务的。《左传》解经突出一个“礼”，礼既是是非的标准，也能决定人物与事件的成败。《春秋》记载，鲁桓公在会见齐襄公那年死在了齐国。《左传》认为《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肯定是有微言大义的，接着就从“礼”的角度去审视鲁桓公之死鲁桓死在国外，其中肯定有非礼的因素。恰好鲁桓公去见齐襄公时带了夫人，于是鲁桓的死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咎于夫人。《左传》认为国君带夫人出访是不合礼的，不合礼就不祥，不祥就不会有好结果——《左传》一向认为女人是祸水。这样，《左传》就完成了对《春秋》微义大义的发掘，并且还以文姜是鲁桓之死的祸根为基调，向世人展示文姜其人及其婚事。
在《左传》作者眼里，文姜嫁给鲁桓公及其在鲁国的所作所为，处处都存在非礼之举。
《左传·桓公三年》“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齐侯送姜女于讙，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左传·桓公十八年》“十八年春，公将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公会齐侯于泺，遂使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左传·庄公元年》“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
《左传·庄公二年》“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
《左传》关于文姜淫乱的记载可谓是步步深入，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暗示文姜之无礼。先是说桓公在会齐僖公时就定下婚事是无礼，杜预注“公不由媒，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文姜出嫁，其父齐僖公送女于境，“非礼也”；到了桓公十八年，就说文姜与齐襄公“通”；庄公元年，说庄公与文姜“绝”母子关系。到了庄公二年，见文姜还去与齐襄公见面，就直接书“奸也”。这一年《左传》所记就这一条，颇引人深思。文姜后面几年的活动，包括其死，《左传》干脆就不再记载，可见《左传》对文姜之厌恶到了极点。庄公前面几年，《左传》所记都很简单，文字很少，这也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细心体味一下《左传》关于文姜淫乱的记载，不难看出《左传》的用心。《左传》为什么要在桓公三年发那么一大通议论，说齐僖公如何如何失礼？无非是说他们的婚姻从最初就有问题。又为什么要在桓公十八年借申繻之口点出“易此必败”？依《左传》的书例，桓公三年和桓公十八年的那些议论实际上都是预言。预言桓公与文姜的结合会给鲁桓公带来不幸，且一定会应验，应验的结果就是鲁桓公带夫人去齐国而死在齐国。所以，《左传》写文姜一直在暗示，文姜嫁桓公这件事上，处处都存在问题，事事都是无礼的。无礼则不祥，不祥则有祸，这个女人就是鲁桓公的祸水。《左传》为了使这个故事更加周密，其中还穿插了桓公六年齐侯欲将文姜嫁给郑太子忽之事。《左传·桓公六年》“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有人就认为，为什么齐侯要那么急不可待地把文姜嫁出去呢？是因为齐侯知道文姜与其兄淫乱，所以不待有人来说媒就要把这个女儿嫁掉。郑国太子忽为什么会推辞不要文姜呢？因为他知道文姜与其兄淫乱之事。这实在是把《春秋》的微言大义解读过头了。齐侯原本想把文姜嫁给郑太子忽，他推辞了。后来在打败戎以后，齐侯又说要嫁一个女儿给郑太子忽，他又推辞了。此时，文姜已嫁，难道说齐侯的女儿都淫乱不成？其实，郑太子之所以推辞文姜，只是不想与大国攀亲而已。《左传》如此写太子忽推辞文姜，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强化文姜是祸水这一观念。由此可见，关于文姜与鲁桓公结合等等的不礼言论，都是为鲁桓公之死做铺垫，找理由。关于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在汉民族中很古老，据专家研究，《尚书》和《诗经》就已经存在，而《左传》对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枕中所发的这些大段全部都是引述的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个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搜到，枕中无意为文姜洗白，只是选择了枕中认为最合理合逻辑的说法，有些在历史上流传较广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只不过太过深入人心罢了！
本书的第五章，枕中也解释过这个问题，但是有读者对此并不买账，认为枕中是为文姜洗白。
要弄清楚文姜是否与其兄私通的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搞明白这种说法最先是从哪传出来。
最先讲到文姜与其兄私通的是《左传》，《春秋》三传中只有《左传》这么言辞凿凿的讲，而后来司马迁的《史记》也有讲到，接着还有《毛诗》也出言讽刺过。
《毛诗》的相关问题，枕中在第五章已经论述过，在此就不在赘言。而学术界的一般说法认为，《史记》中和《左传》中大致相同的地方，都可以认为《史记》是在抄《左传》（这个有条件的可以去问问，看看枕中是不是在瞎说。）
所以，可以这样说，文姜与其兄私通的事是从《左传》中传出来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我们现在来谈论下《左传》的问题，司马迁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但是，这点的争议很大，近代以来的大学者，如钱穆、郭沫若，认为《左传》并不是左丘明所作而是吴起所作，梁启超、康有为则认为这是汉代刘歆的伪作。
总而言之，《左传》成书最早的时间应该是战国初期，进一步说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之间。而根据《史记》、《论语》等一些资料记述，左丘明生活在鲁国的襄、昭、定、哀公时期，年龄大约与孔子仿佛。由此计算，即使左丘明年龄小于孔子二三十岁并且高寿，也活不到公元前403年。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左传》托名伪作的嫌疑极大，若将《左传》的成书时间定为战国时期，那么，此时正是儒家思想在民间蓬勃发展的时期，《左传》在此时解读出文姜之乱，可以说是为其解经服务的。《左传》解经突出一个“礼”，礼既是是非的标准，也能决定人物与事件的成败。《春秋》记载，鲁桓公在会见齐襄公那年死在了齐国。《左传》认为《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肯定是有微言大义的，接着就从“礼”的角度去审视鲁桓公之死鲁桓死在国外，其中肯定有非礼的因素。恰好鲁桓公去见齐襄公时带了夫人，于是鲁桓的死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咎于夫人。《左传》认为国君带夫人出访是不合礼的，不合礼就不祥，不祥就不会有好结果——《左传》一向认为女人是祸水。这样，《左传》就完成了对《春秋》微义大义的发掘，并且还以文姜是鲁桓之死的祸根为基调，向世人展示文姜其人及其婚事。
在《左传》作者眼里，文姜嫁给鲁桓公及其在鲁国的所作所为，处处都存在非礼之举。
《左传·桓公三年》“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齐侯送姜女于讙，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左传·桓公十八年》“十八年春，公将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公会齐侯于泺，遂使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左传·庄公元年》“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
《左传·庄公二年》“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
《左传》关于文姜淫乱的记载可谓是步步深入，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暗示文姜之无礼。先是说桓公在会齐僖公时就定下婚事是无礼，杜预注“公不由媒，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文姜出嫁，其父齐僖公送女于境，“非礼也”；到了桓公十八年，就说文姜与齐襄公“通”；庄公元年，说庄公与文姜“绝”母子关系。到了庄公二年，见文姜还去与齐襄公见面，就直接书“奸也”。这一年《左传》所记就这一条，颇引人深思。文姜后面几年的活动，包括其死，《左传》干脆就不再记载，可见《左传》对文姜之厌恶到了极点。庄公前面几年，《左传》所记都很简单，文字很少，这也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细心体味一下《左传》关于文姜淫乱的记载，不难看出《左传》的用心。《左传》为什么要在桓公三年发那么一大通议论，说齐僖公如何如何失礼？无非是说他们的婚姻从最初就有问题。又为什么要在桓公十八年借申繻之口点出“易此必败”？依《左传》的书例，桓公三年和桓公十八年的那些议论实际上都是预言。预言桓公与文姜的结合会给鲁桓公带来不幸，且一定会应验，应验的结果就是鲁桓公带夫人去齐国而死在齐国。所以，《左传》写文姜一直在暗示，文姜嫁桓公这件事上，处处都存在问题，事事都是无礼的。无礼则不祥，不祥则有祸，这个女人就是鲁桓公的祸水。《左传》为了使这个故事更加周密，其中还穿插了桓公六年齐侯欲将文姜嫁给郑太子忽之事。《左传·桓公六年》“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有人就认为，为什么齐侯要那么急不可待地把文姜嫁出去呢？是因为齐侯知道文姜与其兄淫乱，所以不待有人来说媒就要把这个女儿嫁掉。郑国太子忽为什么会推辞不要文姜呢？因为他知道文姜与其兄淫乱之事。这实在是把《春秋》的微言大义解读过头了。齐侯原本想把文姜嫁给郑太子忽，他推辞了。后来在打败戎以后，齐侯又说要嫁一个女儿给郑太子忽，他又推辞了。此时，文姜已嫁，难道说齐侯的女儿都淫乱不成？其实，郑太子之所以推辞文姜，只是不想与大国攀亲而已。《左传》如此写太子忽推辞文姜，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强化文姜是祸水这一观念。由此可见，关于文姜与鲁桓公结合等等的不礼言论，都是为鲁桓公之死做铺垫，找理由。关于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在汉民族中很古老，据专家研究，《尚书》和《诗经》就已经存在，而《左传》对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枕中所发的这些大段全部都是引述的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个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搜到，枕中无意为文姜洗白，只是选择了枕中认为最合理合逻辑的说法，有些在历史上流传较广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只不过太过深入人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