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文华殿。
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折,表情有些复杂,不知道是失落还是欣慰。
欣慰是因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布局,到了现在终于见效了,商税这个坎过去之后,自己对大明的掌控就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了。
从这一刻开始,大明的羁绊基本上就消除掉了。
失落是因为这一次自己憋着要干一票大的,可是人家不给自己这个机会,自己还没动手,他们就怂了,仿佛一拳打在了空气上。
朱翊钧只是记得万历的矿监被废除了,税使被打死了。
可是事实上初期的时候,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前期大家也没有全都站出来反抗。只不过宦官征税的弊端很大,使得官绅受不了了。
官宦到了地方,他们也不是按照规矩办的人。
他们办事很简单,只有一条,那就是捞钱。捞到的钱财,一部分送进了宫里面,用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以便自己继续捞钱。
另外一部分则是自己贪污了。
捞钱的方式就更简单了,基本上就是怎么能捞钱就怎么捞。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设卡,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
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
这样干下来的结果就是富户不在经营,生产陷入了停滞,工人失业。
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大明,土地兼并很严重,很多没有土地的百姓选择进城务工,而进城务工,也的确是百姓的一条新活路。
在江南之地,这种情况就更严重,大明朝人口在五十万到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那真是的遍地都是。像扬州、苏州、南京、京城这样的大城,人口都在三百万以上。
当然了,这里面有没有官商借机倒逼朝廷的情况,那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更多的原因则是简单粗暴的征税政策,税可以收,但是要有限度。在收税的同时,要开发新的产业,要让他们有钱赚。
最关键的一点,一旦工人失业了,那么要为他们找到新的出路,让他们有办法谋生。
在这几个方面,朱翊钧其实早就做了安排。
首先是开拓新产业,内务府的存在完全保证了这一点,同时保证了商路的畅通。加上先收地税,有钱了之后,以地税的钱来拉动内需。
要知道朝廷改军户制为募兵制之后,每年养兵的钱,那就大了去了。
每年军方的采购,那都是各种商人你争我夺的大单子。围绕着内务府和朝廷采购,朱翊钧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人集团。
或者说是权贵商人集团,这个时代抛开权贵去玩商业,不现实。
大明的体制,朱翊钧能够想到的最好方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了。你一个皇帝,你不玩权贵资本主义,估计也就没人和你完了。
至于会不会爆发什么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朱翊钧觉得自己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当然了,朱翊钧觉得权贵资本主义的难点在于阶级固化,如果底层人能够找到通向权贵的道路,那么相对的这个制度就能好很多。
以军功和科举做官成为权贵,这是朱翊钧安排的路,行不行的,试试再说吧!
朱翊钧如果去搞一个人民民主革命,那他的脑子才是抽搐了。
有了权贵资本的支持,商税的事情其实就简单很多了,比如各地的勋贵勋戚,又或者是各地的官商,他们都愿意维护这个制度。
不说其他的,单单是内务府的单子,接单的就没一个简单的,基本上全都是权贵资本。很多官员都从这里面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比他们免税的利润大多了。
单单是西北和蓟辽每年的粮食布匹等等的采购,江南一大半商人都被拉过去了。
军方的订单那是一年比一年大,谁会在这个时候脑抽的和内务府闹翻。三十税一而已,给了就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句话,朱翊钧现在拳头大,跟着皇上干,好处多。
朱翊钧看了一眼张鲸,缓缓的开口道“魏国公府这一次如何?”
“回皇爷,魏国公府这一次十分的配合,不但派人配合了税务司和内务府,魏国公府的产业也都第一时间配合了朝廷的商税。”
“同时魏国公府还放出了消息,凡是不支持商税的,不按时交纳商税的,魏国公府就不在和他们合作。”
朱翊钧叹了一口气,自从内务府成立,江南的采买大单,魏国公府不说弄去了三分之二,也绝对弄去了三分之一。
现在魏国公府盯着的是军改,是南京的军改。
一旦南京的军改开启,那么魏国公府发财的机会又来了。
贪污军费什么都是小儿科,单单是军需供给一项,那就足够魏国公府赚的盆满锅满的了。在这方面有人能和魏国公府竞争吗?完全没人啊!
采买军械粮食蔬菜,那都是钱,魏国公府估计数钱数到手抽筋。
朱翊钧坐在龙椅上,苦笑着摇了摇头,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干对不对,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不可预知的后果。
但是朱翊钧知道,自己是皇帝,是帝王,大明是封建君主制。
在这样的体制下面,权贵资本主义绝对是最合适的了。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弊端,其实也很好解决,那就是将矛盾转向国外。
在这个全球大殖民的背景下面,掠夺全球奉养几身,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至于以后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毛病,那就不关朱翊钧的事情了,估计即便出现,也得百年之后了,自己骨头渣子都该烂掉了。
“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就转移一波矛盾到外面吧!”
朱翊钧眼中带着一抹笑意,转头对张鲸说道“来人,传内阁大学士及六部尚书明早进宫,朕要召开廷议,让他们全都来。”
廷议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外面的大臣都有些疑惑。
廷议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情,大臣们也都习惯了,可是自己家的这位陛下却不是如此。每一次廷议,搞出来的事情那都是惊天动地的。
可是最近也没什么大事情啊!
商税征收的挺顺利的,国库也很丰盈,这个时候如此兴师动众的召开廷议,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召见内阁大学士,或许担心还少一些。
可是六部的人也都叫了,那就不是小事情了。
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晚上又有消息传来,皇上这一次叫了五军都督府的人。英国公张溶、定国公徐文壁、定北侯戚继光、临淮侯李言恭等也都在列。
朝臣们瞬间就明白了,皇上这是要打仗啊!
看这个架势,这不是小打,这是要大干啊!
当初打西北瓦剌,皇上也没弄出这个阵势来,皇上不是要北伐吧?一想到北伐,大臣们心情瞬间就不好了,实在是土木堡之变的教训太深刻了。
现在大明的情况刚好一些,府库充盈,军甲整备,这个时候打什么仗啊!
当然了,这个时候是没人说什么蛮夷偏远之地,打下来好处也不多,西北这两年都快成油库了。大家疯了一样往那边跑,全都是奔着赚钱去的。
文臣根本都没商量就达成了默契,第一目标,阻止皇上北伐,不能让皇上这么干。
第二目标,不能让皇上御驾亲征,打也可以,让戚继光去打。
对于戚继光,满朝文武还是信任的,实在是战绩太彪炳了。这么多年了,没打输过,自从报纸宣传之后,戚继光已经是战神级别的存在了。
戚继光去打,打不赢,也不至于输,反正皇上御驾亲征是不行的。
当然了,这一点是大臣们想多了,朱翊钧才不想御驾亲征。一来自己根本不擅长打仗,也不擅长用兵,如果这是一场战略游戏,自己应该打的是暴兵流。
玩后勤,打经济,然后暴兵,以大明的资本,玩的起暴兵流。
再说了,打仗太危险,虽然关键时刻可以皇上先走,可是这一路舟车劳顿,自己要是在生个病,在挂掉了,那岂不是掉的大。
当然了,文臣们也都知道,皇上想打,拦是不太好拦的。
但是阻止皇上御驾亲征是可以的,因为不打,勋贵们也不会同意,没见皇上都把临淮侯李言恭给叫上了,说起李言恭,这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祖上是大明的开国功臣李文忠,李文忠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是朱元璋的名将、谋臣,明朝开国第三功臣。李文忠十二岁时,母亲曹国长公主就去世了。
父亲李贞带着他辗转乱军之中,多次濒临死亡。二年之后才在滁州见到舅舅朱元璋。朱元璋见到李文忠,十分喜爱,便将他收为养子,跟随自己姓朱。
十九岁时,李文忠以舍人的身份率领亲军,随军支援池州,击败天完军,骁勇善战为诸将之首。朱元璋对李文忠十分宠信,常派他监军随将领出征。
李文忠转战沙场,官至荣禄大夫、浙江行省平章事,复姓李。
明朝建立后,李文忠多次领兵出塞征讨元军残余势力,战功显赫,获封曹国公。
洪武十七年,李文忠病逝,追封岐阳王,谥“武靖”,配享太庙,肖像挂在功臣庙里,位次第三。
这样一位功臣,自然是大明重臣,地位绝对不会比英国公定国公差,甚至还强很多。事实上也是如此,曹国公的爵位在大明也是赫赫有名的。
当然了,二代曹国公掩盖了李文忠的名声,因为二代曹国公叫做李景隆。
建文元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在真定大败长兴侯耿炳文。黄子澄向建文帝推荐李景隆,建议让他接替耿炳文。八月,建文帝任命李景隆为大将军。
让他率五十万大军北伐,并亲自在江边饯行,行“捧毂推轮”之礼,赐“便宜行事”之权。结果先后在郑村坝、白沟河被燕军击败,丧师数十万,以致攻守形势逆转,最终被夺职召回。
事实上说李景隆是燕王朱棣的卧底,朱翊钧都相信。
因为后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文四年,燕军打过长江,直逼南京,建文帝忧惧不已。方孝孺再次上疏,请诛李景隆。
建文帝不准,反而命李景隆与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到燕军营地请和,表示愿意划江而治,被朱棣拒绝。不久,燕军兵至金川门。
李景隆与谷王朱橞开门投降,迎燕军入城,南京陷落。
打输了也就算了,还没气节,这样的人要是能被朱棣看上就怪了,只不过为了拉拢降臣,安定人心,朱棣把李景隆捧得很高。
燕王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李景隆因有“默相事机之功”,被授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加封太子太师,并增岁禄一千石。
当时,朝廷每议大事,李景隆都位于班列之首。
当然了,在那里站着当摆设的可能性更大,永乐二年,周王朱橚上疏揭发李景隆,称他在建文年间曾“至邸受赂”。
刑部尚书郑赐也弹劾李景隆“包藏祸心,蓄养亡命,谋为不轨”。
明成祖不予追究,后来,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蹇义、六科给事中张信等大臣再次弹劾李景隆,称他与弟弟李增枝阴谋叛逆。
明成祖遂削去李景隆的功臣勋号,不许他上朝面君,以国公之爵赋闲在家。
不久,礼部尚书李至刚上疏奏道“李景隆在家中接受家人跪拜,如君臣之礼,大逆不道。李增枝多立庄田,蓄养数百奴仆,意怀叵测。”
明成祖遂褫夺李景隆的爵位,将他与李增枝以及妻、子数十人一同软禁于家中,并抄没其家产。李景隆曾绝食十日,但却始终未死,至永乐末年方才去世。
李家自此也就没落了,流落到了南京,日子过的很惨。
只不过李家也是有狠人的,正统年间,朝廷允许李家重启门第,到了弘治年间,李璇为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奋斗了两代之后,嘉靖十一年诏封为临淮侯。
后面两代也得到了重用,屡典军府,提督操江,佩平蛮将军印,镇湖广。
传到这一代临淮侯李言恭这里,守备南京,入督京营,累加少保。
临淮侯的儿子李喜朝,毕业于皇家讲武堂,是学宫的老人,参加过西北对瓦剌之战,是军方新鹰派的领军人物之一。
临淮侯也会主战派之一,李喜朝豪言建功以血祖罪。马上封侯,光耀门楣,拿回李家的公国爵位。这一次皇上把临淮侯召进宫参加廷议,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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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折,表情有些复杂,不知道是失落还是欣慰。
欣慰是因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布局,到了现在终于见效了,商税这个坎过去之后,自己对大明的掌控就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了。
从这一刻开始,大明的羁绊基本上就消除掉了。
失落是因为这一次自己憋着要干一票大的,可是人家不给自己这个机会,自己还没动手,他们就怂了,仿佛一拳打在了空气上。
朱翊钧只是记得万历的矿监被废除了,税使被打死了。
可是事实上初期的时候,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前期大家也没有全都站出来反抗。只不过宦官征税的弊端很大,使得官绅受不了了。
官宦到了地方,他们也不是按照规矩办的人。
他们办事很简单,只有一条,那就是捞钱。捞到的钱财,一部分送进了宫里面,用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以便自己继续捞钱。
另外一部分则是自己贪污了。
捞钱的方式就更简单了,基本上就是怎么能捞钱就怎么捞。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设卡,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
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
这样干下来的结果就是富户不在经营,生产陷入了停滞,工人失业。
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大明,土地兼并很严重,很多没有土地的百姓选择进城务工,而进城务工,也的确是百姓的一条新活路。
在江南之地,这种情况就更严重,大明朝人口在五十万到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那真是的遍地都是。像扬州、苏州、南京、京城这样的大城,人口都在三百万以上。
当然了,这里面有没有官商借机倒逼朝廷的情况,那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更多的原因则是简单粗暴的征税政策,税可以收,但是要有限度。在收税的同时,要开发新的产业,要让他们有钱赚。
最关键的一点,一旦工人失业了,那么要为他们找到新的出路,让他们有办法谋生。
在这几个方面,朱翊钧其实早就做了安排。
首先是开拓新产业,内务府的存在完全保证了这一点,同时保证了商路的畅通。加上先收地税,有钱了之后,以地税的钱来拉动内需。
要知道朝廷改军户制为募兵制之后,每年养兵的钱,那就大了去了。
每年军方的采购,那都是各种商人你争我夺的大单子。围绕着内务府和朝廷采购,朱翊钧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人集团。
或者说是权贵商人集团,这个时代抛开权贵去玩商业,不现实。
大明的体制,朱翊钧能够想到的最好方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了。你一个皇帝,你不玩权贵资本主义,估计也就没人和你完了。
至于会不会爆发什么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朱翊钧觉得自己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当然了,朱翊钧觉得权贵资本主义的难点在于阶级固化,如果底层人能够找到通向权贵的道路,那么相对的这个制度就能好很多。
以军功和科举做官成为权贵,这是朱翊钧安排的路,行不行的,试试再说吧!
朱翊钧如果去搞一个人民民主革命,那他的脑子才是抽搐了。
有了权贵资本的支持,商税的事情其实就简单很多了,比如各地的勋贵勋戚,又或者是各地的官商,他们都愿意维护这个制度。
不说其他的,单单是内务府的单子,接单的就没一个简单的,基本上全都是权贵资本。很多官员都从这里面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比他们免税的利润大多了。
单单是西北和蓟辽每年的粮食布匹等等的采购,江南一大半商人都被拉过去了。
军方的订单那是一年比一年大,谁会在这个时候脑抽的和内务府闹翻。三十税一而已,给了就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句话,朱翊钧现在拳头大,跟着皇上干,好处多。
朱翊钧看了一眼张鲸,缓缓的开口道“魏国公府这一次如何?”
“回皇爷,魏国公府这一次十分的配合,不但派人配合了税务司和内务府,魏国公府的产业也都第一时间配合了朝廷的商税。”
“同时魏国公府还放出了消息,凡是不支持商税的,不按时交纳商税的,魏国公府就不在和他们合作。”
朱翊钧叹了一口气,自从内务府成立,江南的采买大单,魏国公府不说弄去了三分之二,也绝对弄去了三分之一。
现在魏国公府盯着的是军改,是南京的军改。
一旦南京的军改开启,那么魏国公府发财的机会又来了。
贪污军费什么都是小儿科,单单是军需供给一项,那就足够魏国公府赚的盆满锅满的了。在这方面有人能和魏国公府竞争吗?完全没人啊!
采买军械粮食蔬菜,那都是钱,魏国公府估计数钱数到手抽筋。
朱翊钧坐在龙椅上,苦笑着摇了摇头,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干对不对,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不可预知的后果。
但是朱翊钧知道,自己是皇帝,是帝王,大明是封建君主制。
在这样的体制下面,权贵资本主义绝对是最合适的了。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弊端,其实也很好解决,那就是将矛盾转向国外。
在这个全球大殖民的背景下面,掠夺全球奉养几身,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至于以后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毛病,那就不关朱翊钧的事情了,估计即便出现,也得百年之后了,自己骨头渣子都该烂掉了。
“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就转移一波矛盾到外面吧!”
朱翊钧眼中带着一抹笑意,转头对张鲸说道“来人,传内阁大学士及六部尚书明早进宫,朕要召开廷议,让他们全都来。”
廷议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外面的大臣都有些疑惑。
廷议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情,大臣们也都习惯了,可是自己家的这位陛下却不是如此。每一次廷议,搞出来的事情那都是惊天动地的。
可是最近也没什么大事情啊!
商税征收的挺顺利的,国库也很丰盈,这个时候如此兴师动众的召开廷议,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召见内阁大学士,或许担心还少一些。
可是六部的人也都叫了,那就不是小事情了。
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晚上又有消息传来,皇上这一次叫了五军都督府的人。英国公张溶、定国公徐文壁、定北侯戚继光、临淮侯李言恭等也都在列。
朝臣们瞬间就明白了,皇上这是要打仗啊!
看这个架势,这不是小打,这是要大干啊!
当初打西北瓦剌,皇上也没弄出这个阵势来,皇上不是要北伐吧?一想到北伐,大臣们心情瞬间就不好了,实在是土木堡之变的教训太深刻了。
现在大明的情况刚好一些,府库充盈,军甲整备,这个时候打什么仗啊!
当然了,这个时候是没人说什么蛮夷偏远之地,打下来好处也不多,西北这两年都快成油库了。大家疯了一样往那边跑,全都是奔着赚钱去的。
文臣根本都没商量就达成了默契,第一目标,阻止皇上北伐,不能让皇上这么干。
第二目标,不能让皇上御驾亲征,打也可以,让戚继光去打。
对于戚继光,满朝文武还是信任的,实在是战绩太彪炳了。这么多年了,没打输过,自从报纸宣传之后,戚继光已经是战神级别的存在了。
戚继光去打,打不赢,也不至于输,反正皇上御驾亲征是不行的。
当然了,这一点是大臣们想多了,朱翊钧才不想御驾亲征。一来自己根本不擅长打仗,也不擅长用兵,如果这是一场战略游戏,自己应该打的是暴兵流。
玩后勤,打经济,然后暴兵,以大明的资本,玩的起暴兵流。
再说了,打仗太危险,虽然关键时刻可以皇上先走,可是这一路舟车劳顿,自己要是在生个病,在挂掉了,那岂不是掉的大。
当然了,文臣们也都知道,皇上想打,拦是不太好拦的。
但是阻止皇上御驾亲征是可以的,因为不打,勋贵们也不会同意,没见皇上都把临淮侯李言恭给叫上了,说起李言恭,这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祖上是大明的开国功臣李文忠,李文忠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是朱元璋的名将、谋臣,明朝开国第三功臣。李文忠十二岁时,母亲曹国长公主就去世了。
父亲李贞带着他辗转乱军之中,多次濒临死亡。二年之后才在滁州见到舅舅朱元璋。朱元璋见到李文忠,十分喜爱,便将他收为养子,跟随自己姓朱。
十九岁时,李文忠以舍人的身份率领亲军,随军支援池州,击败天完军,骁勇善战为诸将之首。朱元璋对李文忠十分宠信,常派他监军随将领出征。
李文忠转战沙场,官至荣禄大夫、浙江行省平章事,复姓李。
明朝建立后,李文忠多次领兵出塞征讨元军残余势力,战功显赫,获封曹国公。
洪武十七年,李文忠病逝,追封岐阳王,谥“武靖”,配享太庙,肖像挂在功臣庙里,位次第三。
这样一位功臣,自然是大明重臣,地位绝对不会比英国公定国公差,甚至还强很多。事实上也是如此,曹国公的爵位在大明也是赫赫有名的。
当然了,二代曹国公掩盖了李文忠的名声,因为二代曹国公叫做李景隆。
建文元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在真定大败长兴侯耿炳文。黄子澄向建文帝推荐李景隆,建议让他接替耿炳文。八月,建文帝任命李景隆为大将军。
让他率五十万大军北伐,并亲自在江边饯行,行“捧毂推轮”之礼,赐“便宜行事”之权。结果先后在郑村坝、白沟河被燕军击败,丧师数十万,以致攻守形势逆转,最终被夺职召回。
事实上说李景隆是燕王朱棣的卧底,朱翊钧都相信。
因为后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文四年,燕军打过长江,直逼南京,建文帝忧惧不已。方孝孺再次上疏,请诛李景隆。
建文帝不准,反而命李景隆与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到燕军营地请和,表示愿意划江而治,被朱棣拒绝。不久,燕军兵至金川门。
李景隆与谷王朱橞开门投降,迎燕军入城,南京陷落。
打输了也就算了,还没气节,这样的人要是能被朱棣看上就怪了,只不过为了拉拢降臣,安定人心,朱棣把李景隆捧得很高。
燕王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李景隆因有“默相事机之功”,被授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加封太子太师,并增岁禄一千石。
当时,朝廷每议大事,李景隆都位于班列之首。
当然了,在那里站着当摆设的可能性更大,永乐二年,周王朱橚上疏揭发李景隆,称他在建文年间曾“至邸受赂”。
刑部尚书郑赐也弹劾李景隆“包藏祸心,蓄养亡命,谋为不轨”。
明成祖不予追究,后来,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蹇义、六科给事中张信等大臣再次弹劾李景隆,称他与弟弟李增枝阴谋叛逆。
明成祖遂削去李景隆的功臣勋号,不许他上朝面君,以国公之爵赋闲在家。
不久,礼部尚书李至刚上疏奏道“李景隆在家中接受家人跪拜,如君臣之礼,大逆不道。李增枝多立庄田,蓄养数百奴仆,意怀叵测。”
明成祖遂褫夺李景隆的爵位,将他与李增枝以及妻、子数十人一同软禁于家中,并抄没其家产。李景隆曾绝食十日,但却始终未死,至永乐末年方才去世。
李家自此也就没落了,流落到了南京,日子过的很惨。
只不过李家也是有狠人的,正统年间,朝廷允许李家重启门第,到了弘治年间,李璇为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奋斗了两代之后,嘉靖十一年诏封为临淮侯。
后面两代也得到了重用,屡典军府,提督操江,佩平蛮将军印,镇湖广。
传到这一代临淮侯李言恭这里,守备南京,入督京营,累加少保。
临淮侯的儿子李喜朝,毕业于皇家讲武堂,是学宫的老人,参加过西北对瓦剌之战,是军方新鹰派的领军人物之一。
临淮侯也会主战派之一,李喜朝豪言建功以血祖罪。马上封侯,光耀门楣,拿回李家的公国爵位。这一次皇上把临淮侯召进宫参加廷议,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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