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如今高居丞相之位，今非昔比，再不能闲云野鹤，悠哉悠哉了。他要考虑一朝宰辅该考虑的事。而这个“朝”，正是韩炜的“凉朝”。
在当今的政治活动促成下，简单的废立天子刘协并不可行，肩负时代变革大任的丞相贾诩在汉室灭亡特殊性的考虑下，选择了这样一种政治路线，渐进式前进，那就是霸者理论。
连当年韩炜还是车骑将军的时候，荀彧也说过：“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
董昭初归韩炜之时，也对韩炜进言曰：“将军兴义兵以除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实，此五伯之功也。”
在东汉末年到三国这一段时期，实际政治行动中，经常被替换成另外一种说法“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是一种被后世经常诟骂的“口号”，然而在这些三国风流人物眼中它却异常神圣，不管倡导“尊王攘夷”的政治家是否潜藏着险恶的用心。
不管是奉天子，亦或是挟天子，都有人与韩炜提到过。当然，这些人都没有贾诩提出的早。
毛阶说过：“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功业。”
韩炜在冀州，沮授一样说了相同的话：“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神圣的理由是“尊王攘夷”反映的是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
在原始儒家看来，分封制度本质上体现的是对君主的高度忠诚。在君主专制横行的时代里，蕴含如此忠诚精神的制度显然相当神圣的。
然而如果看我们过往的历史，分封制度始终是国家统一的障碍。
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汉武帝时期，君主最大的忧患是如何除掉诸侯国家。
汉末三国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危险。
因为强调“尊王攘夷”，不仅仅是在保护现任君主，而且要恢复诸侯国制度，造成国家新一轮分裂。
而对待汉室的态度，大抵有两种，一是更替，二是保护。他们都趋向“尊王攘夷”，然而他们的用意却不同。
那么重提这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历史，本身矛盾巨大的制度，政治博弈的各方到底做何想法呢？
拥护汉室政权的人在当时已经属于少数。
代表人物是荀彧荀文若。
荀彧是非常赞同“尊王攘夷”的，在韩炜奉天子时，荀彧是极力赞成的。然而后来韩炜想进位凉武成公的时候，他却以“太祖本兴义兵以匡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结果显而易见，韩炜毫不留情的排挤了荀彧。荀彧本来就认为：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
他追随韩炜，主要看重了韩炜能再次匡扶汉室，而造成“尊王攘夷”，本意不在复兴分封制度，是看中分封制度当中的“尊王”精神，让当时已经稍成“气候”的“诸侯”能够效法西周分封制度下的诸侯，齐心协力地扶持已经失去实权的天子刘协。
然而这种“尊王攘夷”已经不合时宜，也是荀彧最后迫不得已离开韩炜，归隐山林的原因。
另外一种“尊王攘夷”是野心家与阴谋家的战略设想。
这也是贾诩极力推行的。
贾诩在想什么？
先来看看分封制度和“尊王攘夷“。
分封制度是西周为将土地民众圈让给本族人员，功臣以及前王朝遗老遗少，让他们众建国家，目的是警卫边患，协助皇室治理疆土。
齐桓晋文尊王，是协助当时没落的周天子惩戒不法的诸侯，并保卫边疆，宣称促进周王朝的大团结，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王室的名义四处征战，合法扩张。
从东汉皇帝赐封各个诸侯的诏书来看，像伊尹，霍光这样的名臣，像齐太公这样的大霸主经常被提及，提及的缘由是他们为当时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按照西周分封制度的赏赐原则，对王室有功的人物，是有理由得到土地民众，形成诸侯国家。由此可以整理出他们的思路。
在不得不尊重现任皇帝以确保政治上能够主动，但又必须实现自身改朝换代矛盾驱使下，必须践行“尊王攘夷”的旗帜。
用以天子名义出战，可以宣称是捍卫国家统一，既为国家立功，贾诩知会韩炜，要常常以功臣自居：而征战本身是扩张，势力的扩展。
一个口号完美地解决了名义扶汉与实际废帝的两重矛盾……进而分封为诸侯国，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无限膨胀加上适宜的时机，就可以挤掉颓败的汉室，实现自己的霸王之梦。
然而“尊王攘夷”是否同春秋时代的相同呢？
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判别。基本依据就是“王霸”理论的内核部分“霸王之道”。
孟子曾经对“王”和”霸“做出判断：”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法家路线，王是儒家路线。这是孟子视野里的“霸王”。
但是“尊王攘夷”与孟子略有不同，在策略上较偏重法家路线，而在精神境界是儒家路线，这就是从董仲舒时代提及，由汉武帝开辟的“霸王道”。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董仲舒的说法是：“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
其目标是致力于实现封建大一统的社会。
“王道”指向儒家路线，是“霸王道”的核心部分，强调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以儒家路线为方向，把国家塑造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为”的礼制社会，由此它也成为本文致力阐述的“王霸”理论的本质，据此与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有了本质的不同。
秦始皇的单纯的法家路线的巨大作用也引起汉代统治者的关注，用法家的强硬遏制社会的反抗，或者用严厉的法律惩治上层的非法作为，是有效的。
可以这样说，”王道“是本质，是大方向，是哲学上的内容：而”霸道“是‘辅助，在“霸王道”的法家更多成为国家的法律，成为实现公平的手段，是相对于“内容“的形式。这就是’王道’和‘霸道“的基本关系。
“尊王攘夷”的总体思路是，借用春秋“尊王”模式，在策略上沿袭“霸王道”，最终把分崩的社会重新导向儒家始终关怀的世界中，一切指向儒家的天下蓝图和社会情怀。
不管怎么说，如今的朝廷时局，尽在贾诩掌握，韩炜的霸王之业也随着贾诩登上丞相之位从而成功奠基。
在当今的政治活动促成下，简单的废立天子刘协并不可行，肩负时代变革大任的丞相贾诩在汉室灭亡特殊性的考虑下，选择了这样一种政治路线，渐进式前进，那就是霸者理论。
连当年韩炜还是车骑将军的时候，荀彧也说过：“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
董昭初归韩炜之时，也对韩炜进言曰：“将军兴义兵以除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实，此五伯之功也。”
在东汉末年到三国这一段时期，实际政治行动中，经常被替换成另外一种说法“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是一种被后世经常诟骂的“口号”，然而在这些三国风流人物眼中它却异常神圣，不管倡导“尊王攘夷”的政治家是否潜藏着险恶的用心。
不管是奉天子，亦或是挟天子，都有人与韩炜提到过。当然，这些人都没有贾诩提出的早。
毛阶说过：“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功业。”
韩炜在冀州，沮授一样说了相同的话：“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神圣的理由是“尊王攘夷”反映的是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
在原始儒家看来，分封制度本质上体现的是对君主的高度忠诚。在君主专制横行的时代里，蕴含如此忠诚精神的制度显然相当神圣的。
然而如果看我们过往的历史，分封制度始终是国家统一的障碍。
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汉武帝时期，君主最大的忧患是如何除掉诸侯国家。
汉末三国时，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危险。
因为强调“尊王攘夷”，不仅仅是在保护现任君主，而且要恢复诸侯国制度，造成国家新一轮分裂。
而对待汉室的态度，大抵有两种，一是更替，二是保护。他们都趋向“尊王攘夷”，然而他们的用意却不同。
那么重提这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历史，本身矛盾巨大的制度，政治博弈的各方到底做何想法呢？
拥护汉室政权的人在当时已经属于少数。
代表人物是荀彧荀文若。
荀彧是非常赞同“尊王攘夷”的，在韩炜奉天子时，荀彧是极力赞成的。然而后来韩炜想进位凉武成公的时候，他却以“太祖本兴义兵以匡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结果显而易见，韩炜毫不留情的排挤了荀彧。荀彧本来就认为：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
他追随韩炜，主要看重了韩炜能再次匡扶汉室，而造成“尊王攘夷”，本意不在复兴分封制度，是看中分封制度当中的“尊王”精神，让当时已经稍成“气候”的“诸侯”能够效法西周分封制度下的诸侯，齐心协力地扶持已经失去实权的天子刘协。
然而这种“尊王攘夷”已经不合时宜，也是荀彧最后迫不得已离开韩炜，归隐山林的原因。
另外一种“尊王攘夷”是野心家与阴谋家的战略设想。
这也是贾诩极力推行的。
贾诩在想什么？
先来看看分封制度和“尊王攘夷“。
分封制度是西周为将土地民众圈让给本族人员，功臣以及前王朝遗老遗少，让他们众建国家，目的是警卫边患，协助皇室治理疆土。
齐桓晋文尊王，是协助当时没落的周天子惩戒不法的诸侯，并保卫边疆，宣称促进周王朝的大团结，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王室的名义四处征战，合法扩张。
从东汉皇帝赐封各个诸侯的诏书来看，像伊尹，霍光这样的名臣，像齐太公这样的大霸主经常被提及，提及的缘由是他们为当时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按照西周分封制度的赏赐原则，对王室有功的人物，是有理由得到土地民众，形成诸侯国家。由此可以整理出他们的思路。
在不得不尊重现任皇帝以确保政治上能够主动，但又必须实现自身改朝换代矛盾驱使下，必须践行“尊王攘夷”的旗帜。
用以天子名义出战，可以宣称是捍卫国家统一，既为国家立功，贾诩知会韩炜，要常常以功臣自居：而征战本身是扩张，势力的扩展。
一个口号完美地解决了名义扶汉与实际废帝的两重矛盾……进而分封为诸侯国，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无限膨胀加上适宜的时机，就可以挤掉颓败的汉室，实现自己的霸王之梦。
然而“尊王攘夷”是否同春秋时代的相同呢？
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判别。基本依据就是“王霸”理论的内核部分“霸王之道”。
孟子曾经对“王”和”霸“做出判断：”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法家路线，王是儒家路线。这是孟子视野里的“霸王”。
但是“尊王攘夷”与孟子略有不同，在策略上较偏重法家路线，而在精神境界是儒家路线，这就是从董仲舒时代提及，由汉武帝开辟的“霸王道”。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董仲舒的说法是：“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
其目标是致力于实现封建大一统的社会。
“王道”指向儒家路线，是“霸王道”的核心部分，强调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以儒家路线为方向，把国家塑造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为”的礼制社会，由此它也成为本文致力阐述的“王霸”理论的本质，据此与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有了本质的不同。
秦始皇的单纯的法家路线的巨大作用也引起汉代统治者的关注，用法家的强硬遏制社会的反抗，或者用严厉的法律惩治上层的非法作为，是有效的。
可以这样说，”王道“是本质，是大方向，是哲学上的内容：而”霸道“是‘辅助，在“霸王道”的法家更多成为国家的法律，成为实现公平的手段，是相对于“内容“的形式。这就是’王道’和‘霸道“的基本关系。
“尊王攘夷”的总体思路是，借用春秋“尊王”模式，在策略上沿袭“霸王道”，最终把分崩的社会重新导向儒家始终关怀的世界中，一切指向儒家的天下蓝图和社会情怀。
不管怎么说，如今的朝廷时局，尽在贾诩掌握，韩炜的霸王之业也随着贾诩登上丞相之位从而成功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