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皇帝又是正面地询问，不管是张溥，还是吴昌时，都不由得连忙谦虚，同时自然也暗示，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崇祯皇帝听了，似乎更为高兴，就又夸起他们两个，说他们两个真是百官之楷模。有他们这样的官员给太子授课，他也是放心了。
反正说了一堆，讲得都是张溥、吴昌时他们平时刻意经营出来的那些名声，这正挠中了他们的痒处，更何况，说话的还是当今皇帝。加上他们原本的担忧，那是一点都没有发现，皇帝压根就没提他们有结党之嫌，或者操纵科举之事，因此，张溥和吴昌时都兴奋了起来，慢慢地，也少了拘谨，话也多了起来。
“陛下，臣自幼苦读圣贤之书，就想着有朝一日为国分忧，为民造福，此乃吾辈读书人该做之事，实属平常也！”张溥的脸上露出一本正经的神态，向崇祯皇帝奏道。
吴昌时没想自己心中的腹稿被张溥抢了先，不由得有点郁闷。其实，他心中已经不爽张溥久矣！
说起来，他当年和张溥、张采等人一起组建了复社，是最初十一人之一；可是，世人却只知道张溥、张采，他吴昌时的名声，却远没有张溥、张采响亮。最让他不满的是，复社大权，就操纵在张溥手中，更是让他愤愤不平。
如今御前奏对，皇上夸耀，竟然又被张溥占了先，心中积蓄的不满就更多了。
当然了，他也知道场合，这是在御前，为了显出他博大胸怀，当然不能去针对张溥说什么。因此，他也赶紧向崇祯皇帝奏道：“微臣年幼之时便有立志，忠君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所不惜！”
崇祯皇帝听到他们的这些话，好像很感慨地说道：“要是多一些像卿等这样的官员，大明也不至于形势如此严峻！”
听到这话，这一次，吴昌时抢先一步开口问道：“陛下歼灭了河套鞑虏，围剿了所有流贼。托陛下之功，形势已是一片大好！”
言外之意，皇上，你谦虚了，这可都是你的功劳！这也算是一个马屁，送了出去。
这一次，张溥自持身份，倒没有多说，只是附和了一声。
崇祯皇帝听了，却是收了笑容，摇头叹息，而后，把御案上的一叠奏章让蓝天保转给他们两人，同时带着一点发愁说道：“朕可不是说说而已，卿等两人可以先看看，各地灾情严重，都等着朝廷赈灾呢！”
说完之后，看到张溥和吴昌时在看奏章了，他就又说道：“朕虽然剿灭了流贼，可祸根未去的话，他日定然又会有新的流贼。以卿等才识，该是知道朕所指祸根是什么吧？”
他们两人，在看奏章的同时，自然也是关注崇祯皇帝动静的。因此，在崇祯皇帝一说完，张溥和吴昌时几乎同时奏对道：“饥荒！”
“是啊，饥荒！”崇祯皇帝点点头，面带一点愁容道，“南涝北旱，全都需要赈灾，可是，朝廷却又拿不出那么多钱粮赈灾！有的时候，朕倒是想着……”
说到这里，他看了底下两人一眼，语气似乎严厉了一点道：“莫若再找些富户抄家算了，如此一来，朝廷有钱，也就能赈灾了！”
一听这话，张溥和吴昌时两人顿时吓了一跳，不约而同地奏道：“陛下，万万不可！”
说完之后，两人彼此看看，又不约而同地闭嘴不言了。
崇祯皇帝一见，便立刻问道：“之前谋逆大案所抄钱粮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可各地的灾情，卿等二人应该也都看过了，这钱粮从哪里来？”
他如果是问各地灾情该怎么处理？那这两人肯定会说免税。可是，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因此，他就直接说赈灾钱粮从哪里来了？
吴昌时和张溥两人中，相对来说，张溥要城府深一点，因此，听到皇帝这个问题，他便想回答说，这个事情，朝堂诸公自有论断。
但是他边上的吴昌时，却想也不想，就立刻奏道：“陛下，朝廷自有法度，收了赋税，或者再多加派一些赋税，自然就有钱粮赈灾了。”
这个吴昌时，还真是上道，崇祯皇帝心中想着，便接口说道：“此事说起来容易，当真要做得话，就难了啊！两位爱卿，可愿为朕分忧，为百姓解困？”
之前他就猛夸了他们两人一顿，他们两人也都有回应。最为关键的是，这是在御前，皇帝问他们愿不愿意为君分忧，又有哪个臣子敢说不想为君分忧的？
因此，他们两人不管心中怎么想的，都回应了。同时，他们也感觉到，这恐怕才是皇帝传召他们两人的真正目的。
对此，他们其实并不抗拒。给皇帝办事，而且这种事情原本还是朝堂诸公所办之事，这就说明，皇帝重视他们两人，搞不好，都能因此升官。
在此之前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见到崇祯皇帝提拔了好些个举人成了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宋应星之流，之事写了区区一本杂学书，皇上就特意给他新设了衙门。要说他们对这个情况无动于衷的，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两人还是进士出身，如今只是在熬资历而已。最好的差事，是给太子授课。如果将来有朝一日，太子登基为帝的话，他们肯定能获重用。可关键问题是，太子还年幼，皇上又如此年轻，想等太子登基为帝的那天，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去！
因此，如今皇帝好像要给机会，他们两人还是有点期待的。觉得自己要办好的话，肯定能升官了。
崇祯皇帝见到他们两人都表态了，便又让贴身内侍蓝天保拿了御案上另外几份奏章，给他们两人看。
张溥和吴昌时心中有点疑惑，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奏章？等他们打开，稍微一浏览之时，两人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似乎是有点吓到了。
原来，这几份奏章上所写得内容，都是各县历年来的赋税拖欠，以及各地官吏的交税登记。
他们两人为什么看了之后会害怕，是因为他们猜出了崇祯皇帝想让他们去干什么了。
在大明中后期，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如果是普通小老百姓拖欠的话，地方官毫不手软，很可能会抓捕，鞭打，甚至打死得都有。有史记载，山东、陕西就有不少普通人在最后期限不能完成缴税而自尽的事情。
但这些其实只是拖欠赋税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拖欠赋税的，其实是富户来的。他们有钱，会捐纳官身以免除地方官可能的体罚和拘捕。对于这些人，地方官就只能上报，而上报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要是地方官上报太多的话，就会显得很无能，这又迫使地方官不会太多往上报。这么一来，富户才是拖欠赋税的主力军。
这些拖欠赋税的富户，其实是很狡猾的。第一，他们有势力，第二，他们也不会真得一分钱不交，只是交一小部分，然后就赖，一年一年的赖，赖个几年，朝廷看到这种累积起来的欠税，会成为最新税赋征收中的难点，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赋税。
另外，按照惯例，比如皇子出生，立太子，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庆的时候，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税的。只要赖到这种时候，拖欠的赋税也往往能赖掉。
这种种事情，其实都是恶性循环，鼓励了那些拖欠赋税的行为，至于正常交税的，他们一看可以赖掉，而正常交税也没有好处，自然也会有样学样了。
因此，崇祯皇帝给他们看得这份奏章中，拖欠赋税的数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
另外一类奏章，则是有关官吏交税的记录。
在大明朝，官吏从来就不是全额免税的。不是说，只要中举，那就再也不用缴纳赋税，不用服劳役了。
大明律有规定，官绅确实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这一点，从明初就开始有了。
在明初规定，京官之家除税粮及里甲正役之外，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外官按品递减。后来，在这些官绅的不断努力之下，这个规定又改为按照品级限额来优免丁、粮或者丁田。
比如说，在正德年间的规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五品以上免田三顷，七品以上免田二顷，九品以上免田一顷，外官递减。
这个规定，在北方其实还不算什么，换成南方土地产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绅还不满意，继续努力，等到嘉靖年间，又几次说动皇帝修改这个优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时候，变成了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
等到万历年间时，又改了，由“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优免内容由粮、丁又改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这个来回变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员势力的此长彼消所带来的变化，因为免粮和免田对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别的。
万历十四年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二品八千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没有当官的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贡生免田四百亩，监生和生员免田八十亩；那些告老还乡的官绅则按其品级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见，大明朝两百多年间，官绅一直为自己的特权而努力。
就拿万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优免田额就增长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优免田额增长了二十七倍之多；而万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时候，甲科京外官优免田额就又各增长了十倍，告老还乡的官员优免田额增长了六倍；
按理来说，官绅优免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总该知足了吧？
可事实是，虽然律法规定官绅线面已经相当丰厚，可士大夫从者什一，违者什九；大部分官绅，那是能优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优免掉。
有这种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辅徐阶。他俨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头；可是，他实际上就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滥用优免之权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调停得宜”，意思无外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其实还是屁股决定一切。
万历年间，南直隶巡按甘士价提出要对官绅优免核查限额，人后礼部尚书陆树声就立刻强烈反对，还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往往田多则累重，亦不必为限制也”。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为了能全额优免，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事实上，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严重，而官绅又想全免，收不上赋税，全都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间动荡，已经到了必须要整顿官绅优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顿的话，就如同历史上一般，大明朝破产玩完。
因此，就有官员提出了官绅优免要严格按照律法来，这其中，甘士价是一个；虽然他被反对了，因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还好，只是被喷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没那么好运了。
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令朱国桢看到官绅免役，安坐自如，乡民应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绅除优免田之外，必须要服役。百姓对此非常欢迎，甚至大书“均田便民”四个大字，贴得到处都是，以此来表达拥护之意。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那些官绅世家联合起来，纠结家丁仆从千余人，直接闯进官衙，要捉拿朱国桢，还烧了朱宅。
还有历史上有名的申时行，钱龙锡等人，也都用各种理由反对优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规定，官绅去世之后，可以继续优免三年；但是，现实是三年之后，还往往一直优免，这吃进去的好处，让他们吐出来，不要太难。
由此种种，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等到崇祯朝的时候，就只是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这奏章所写得内容，就吓到了张溥和吴昌时。
崇祯皇帝听了，似乎更为高兴，就又夸起他们两个，说他们两个真是百官之楷模。有他们这样的官员给太子授课，他也是放心了。
反正说了一堆，讲得都是张溥、吴昌时他们平时刻意经营出来的那些名声，这正挠中了他们的痒处，更何况，说话的还是当今皇帝。加上他们原本的担忧，那是一点都没有发现，皇帝压根就没提他们有结党之嫌，或者操纵科举之事，因此，张溥和吴昌时都兴奋了起来，慢慢地，也少了拘谨，话也多了起来。
“陛下，臣自幼苦读圣贤之书，就想着有朝一日为国分忧，为民造福，此乃吾辈读书人该做之事，实属平常也！”张溥的脸上露出一本正经的神态，向崇祯皇帝奏道。
吴昌时没想自己心中的腹稿被张溥抢了先，不由得有点郁闷。其实，他心中已经不爽张溥久矣！
说起来，他当年和张溥、张采等人一起组建了复社，是最初十一人之一；可是，世人却只知道张溥、张采，他吴昌时的名声，却远没有张溥、张采响亮。最让他不满的是，复社大权，就操纵在张溥手中，更是让他愤愤不平。
如今御前奏对，皇上夸耀，竟然又被张溥占了先，心中积蓄的不满就更多了。
当然了，他也知道场合，这是在御前，为了显出他博大胸怀，当然不能去针对张溥说什么。因此，他也赶紧向崇祯皇帝奏道：“微臣年幼之时便有立志，忠君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所不惜！”
崇祯皇帝听到他们的这些话，好像很感慨地说道：“要是多一些像卿等这样的官员，大明也不至于形势如此严峻！”
听到这话，这一次，吴昌时抢先一步开口问道：“陛下歼灭了河套鞑虏，围剿了所有流贼。托陛下之功，形势已是一片大好！”
言外之意，皇上，你谦虚了，这可都是你的功劳！这也算是一个马屁，送了出去。
这一次，张溥自持身份，倒没有多说，只是附和了一声。
崇祯皇帝听了，却是收了笑容，摇头叹息，而后，把御案上的一叠奏章让蓝天保转给他们两人，同时带着一点发愁说道：“朕可不是说说而已，卿等两人可以先看看，各地灾情严重，都等着朝廷赈灾呢！”
说完之后，看到张溥和吴昌时在看奏章了，他就又说道：“朕虽然剿灭了流贼，可祸根未去的话，他日定然又会有新的流贼。以卿等才识，该是知道朕所指祸根是什么吧？”
他们两人，在看奏章的同时，自然也是关注崇祯皇帝动静的。因此，在崇祯皇帝一说完，张溥和吴昌时几乎同时奏对道：“饥荒！”
“是啊，饥荒！”崇祯皇帝点点头，面带一点愁容道，“南涝北旱，全都需要赈灾，可是，朝廷却又拿不出那么多钱粮赈灾！有的时候，朕倒是想着……”
说到这里，他看了底下两人一眼，语气似乎严厉了一点道：“莫若再找些富户抄家算了，如此一来，朝廷有钱，也就能赈灾了！”
一听这话，张溥和吴昌时两人顿时吓了一跳，不约而同地奏道：“陛下，万万不可！”
说完之后，两人彼此看看，又不约而同地闭嘴不言了。
崇祯皇帝一见，便立刻问道：“之前谋逆大案所抄钱粮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可各地的灾情，卿等二人应该也都看过了，这钱粮从哪里来？”
他如果是问各地灾情该怎么处理？那这两人肯定会说免税。可是，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因此，他就直接说赈灾钱粮从哪里来了？
吴昌时和张溥两人中，相对来说，张溥要城府深一点，因此，听到皇帝这个问题，他便想回答说，这个事情，朝堂诸公自有论断。
但是他边上的吴昌时，却想也不想，就立刻奏道：“陛下，朝廷自有法度，收了赋税，或者再多加派一些赋税，自然就有钱粮赈灾了。”
这个吴昌时，还真是上道，崇祯皇帝心中想着，便接口说道：“此事说起来容易，当真要做得话，就难了啊！两位爱卿，可愿为朕分忧，为百姓解困？”
之前他就猛夸了他们两人一顿，他们两人也都有回应。最为关键的是，这是在御前，皇帝问他们愿不愿意为君分忧，又有哪个臣子敢说不想为君分忧的？
因此，他们两人不管心中怎么想的，都回应了。同时，他们也感觉到，这恐怕才是皇帝传召他们两人的真正目的。
对此，他们其实并不抗拒。给皇帝办事，而且这种事情原本还是朝堂诸公所办之事，这就说明，皇帝重视他们两人，搞不好，都能因此升官。
在此之前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见到崇祯皇帝提拔了好些个举人成了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宋应星之流，之事写了区区一本杂学书，皇上就特意给他新设了衙门。要说他们对这个情况无动于衷的，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两人还是进士出身，如今只是在熬资历而已。最好的差事，是给太子授课。如果将来有朝一日，太子登基为帝的话，他们肯定能获重用。可关键问题是，太子还年幼，皇上又如此年轻，想等太子登基为帝的那天，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去！
因此，如今皇帝好像要给机会，他们两人还是有点期待的。觉得自己要办好的话，肯定能升官了。
崇祯皇帝见到他们两人都表态了，便又让贴身内侍蓝天保拿了御案上另外几份奏章，给他们两人看。
张溥和吴昌时心中有点疑惑，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奏章？等他们打开，稍微一浏览之时，两人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似乎是有点吓到了。
原来，这几份奏章上所写得内容，都是各县历年来的赋税拖欠，以及各地官吏的交税登记。
他们两人为什么看了之后会害怕，是因为他们猜出了崇祯皇帝想让他们去干什么了。
在大明中后期，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如果是普通小老百姓拖欠的话，地方官毫不手软，很可能会抓捕，鞭打，甚至打死得都有。有史记载，山东、陕西就有不少普通人在最后期限不能完成缴税而自尽的事情。
但这些其实只是拖欠赋税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拖欠赋税的，其实是富户来的。他们有钱，会捐纳官身以免除地方官可能的体罚和拘捕。对于这些人，地方官就只能上报，而上报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要是地方官上报太多的话，就会显得很无能，这又迫使地方官不会太多往上报。这么一来，富户才是拖欠赋税的主力军。
这些拖欠赋税的富户，其实是很狡猾的。第一，他们有势力，第二，他们也不会真得一分钱不交，只是交一小部分，然后就赖，一年一年的赖，赖个几年，朝廷看到这种累积起来的欠税，会成为最新税赋征收中的难点，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赋税。
另外，按照惯例，比如皇子出生，立太子，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庆的时候，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税的。只要赖到这种时候，拖欠的赋税也往往能赖掉。
这种种事情，其实都是恶性循环，鼓励了那些拖欠赋税的行为，至于正常交税的，他们一看可以赖掉，而正常交税也没有好处，自然也会有样学样了。
因此，崇祯皇帝给他们看得这份奏章中，拖欠赋税的数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
另外一类奏章，则是有关官吏交税的记录。
在大明朝，官吏从来就不是全额免税的。不是说，只要中举，那就再也不用缴纳赋税，不用服劳役了。
大明律有规定，官绅确实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这一点，从明初就开始有了。
在明初规定，京官之家除税粮及里甲正役之外，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外官按品递减。后来，在这些官绅的不断努力之下，这个规定又改为按照品级限额来优免丁、粮或者丁田。
比如说，在正德年间的规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五品以上免田三顷，七品以上免田二顷，九品以上免田一顷，外官递减。
这个规定，在北方其实还不算什么，换成南方土地产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绅还不满意，继续努力，等到嘉靖年间，又几次说动皇帝修改这个优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时候，变成了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
等到万历年间时，又改了，由“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优免内容由粮、丁又改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这个来回变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员势力的此长彼消所带来的变化，因为免粮和免田对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别的。
万历十四年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二品八千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没有当官的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贡生免田四百亩，监生和生员免田八十亩；那些告老还乡的官绅则按其品级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见，大明朝两百多年间，官绅一直为自己的特权而努力。
就拿万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优免田额就增长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优免田额增长了二十七倍之多；而万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时候，甲科京外官优免田额就又各增长了十倍，告老还乡的官员优免田额增长了六倍；
按理来说，官绅优免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总该知足了吧？
可事实是，虽然律法规定官绅线面已经相当丰厚，可士大夫从者什一，违者什九；大部分官绅，那是能优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优免掉。
有这种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辅徐阶。他俨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头；可是，他实际上就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滥用优免之权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调停得宜”，意思无外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其实还是屁股决定一切。
万历年间，南直隶巡按甘士价提出要对官绅优免核查限额，人后礼部尚书陆树声就立刻强烈反对，还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往往田多则累重，亦不必为限制也”。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为了能全额优免，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事实上，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严重，而官绅又想全免，收不上赋税，全都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间动荡，已经到了必须要整顿官绅优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顿的话，就如同历史上一般，大明朝破产玩完。
因此，就有官员提出了官绅优免要严格按照律法来，这其中，甘士价是一个；虽然他被反对了，因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还好，只是被喷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没那么好运了。
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令朱国桢看到官绅免役，安坐自如，乡民应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绅除优免田之外，必须要服役。百姓对此非常欢迎，甚至大书“均田便民”四个大字，贴得到处都是，以此来表达拥护之意。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那些官绅世家联合起来，纠结家丁仆从千余人，直接闯进官衙，要捉拿朱国桢，还烧了朱宅。
还有历史上有名的申时行，钱龙锡等人，也都用各种理由反对优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规定，官绅去世之后，可以继续优免三年；但是，现实是三年之后，还往往一直优免，这吃进去的好处，让他们吐出来，不要太难。
由此种种，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等到崇祯朝的时候，就只是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这奏章所写得内容，就吓到了张溥和吴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