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脸色又严肃了起来，看着底下臣子，大声地说道：“朕知道谋逆一案非同小可，如果不是真谋逆，朕绝不会冤枉人去谋逆！”
做了个开场白，顿了顿，而后才继续说道：“晋商通虏，远比卿等想象要严重得多！卿等以为，就那范永斗兄弟俩通虏而已么？只是去建虏军中说点事情而已？他们的通虏，只是这次建虏入关的事情而已么？朕可以明确告诉卿等，如果任由这些晋商通虏下去，大明的社稷江山必定不保，此不为谋逆，何以谋逆？”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也越来越愤怒。
底下这些臣子听了，不由得很是意外。
说句实话，之前听着厂卫说得那些晋商通虏的事情时，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在意。就算他们通虏，顶天了，通报个消息，失陷了一位德王而已。虽然失陷宗藩，也是大事，可和大明社稷江山不保，还是区别很大的吧？
可此时，听了皇帝的话之后，他们就有点重视起来了。因为皇帝的意思，这些晋商所做的事情，还远不止目前这些。
于是，他们一个个都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只听崇祯皇帝又带着愤怒，厉声说道：“前些天的时候，勇卫营、骠骑营出京师，卿等知道去干什么了么？”
京师戒严，禁止任何人出入京师，因此，在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这一点，崇祯皇帝当然知道，因此，不等底下臣子回答，他就自己拿出一份奏章说道：“他们是去山西了，这是洪承畴、卢象升联名发回来的奏章。你们先听听是什么内容！”
说完之后，他把奏章给了曹化淳。
随即，宦官特有的尖锐之声，又响了起来，声音很大。
这份奏章，是张家口堡那边的物资查获后的总结奏章。上面详细记录了晋商即将送去辽东的物资清单。
当底下文武官员听到八大晋商，竟然在张家口堡囤积了无数的粮草物资，还有火药铁料等管制物品时，就知道这事大了。
一般来说，边境的走私，其实有些官员也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很难杜绝，有走私，也不意外。
可是，像晋商这样的大规模走私，而且包括了各种军需物资时，不管是谁听到，都非常地震惊。
大明北部，也就是陕西、山西在天启年间开始，就是受灾最严重，百姓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造反。就这样穷苦的省份，可是，这些晋商却囤积了如此之多地物资送去辽东。要是这些物资都留在大明境内，留在山西、陕西的。大明西北局势也不至于糜烂至此，由此，流贼也不可能荼毒中原。
这个想在，在听到奏章中说，这些晋商的大规模走私通虏，从万历末年，天启年间就已经开始时，就更是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想法。
换句话说，大明西北开始的流贼作乱，和这些晋商大规模输送物资去辽东的行为，有必然的联系。就只是这方面，就可以说这些晋商该死！
而辽东建虏是大明的敌人，是反贼来的。输送如此多的军需物资给反贼，这种行为，其实本身也都是要以反贼同党论处的。
辽东建虏得到那么多的军需物资，难怪能以贫瘠的辽东之地，支撑了这么多年来的战事，甚至还越打越强！辽东土地的失陷，无数军卒的伤亡，还有无数钱粮的消耗，这其中都有那些晋商的“功劳”。
更何况，每一次晋商去辽东时候，都会把朝中的人事变动，各地驻军布防，关内虚实都禀告给辽东建虏。也是因此，建虏得以知己知彼，对大明百战百胜！多少官员或战死，或战败，这些事情的背后，也都少不了晋商的一份“功劳”。
而且晋商还勾结了陈新甲，贿赂了杨嗣昌，在朝中做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其他不说，就这一次试图阴谋对付卢象升、孙传庭的事情，要是真被他们做到了，那辽东建虏估计做梦都能笑醒。而大明朝却会痛失两位国之栋梁！这一来一回，就又是壮大了反贼，削弱了大明朝。
如果没有这一次崇祯皇帝突然犹如太祖附体一般的表现，那么这一次的建虏入关，就会和前几次入关一样。整个京畿之地就犹如辽东的后花园，任由建虏来去自如，所向披靡，就只差没有打下京师了。
如果任由事情这样下去的话，大明朝内有流贼作乱，外有辽东建虏肆虐，都不用再加上天灾了，这大明朝的江山社稷，却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那些晋商的通虏行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皇帝把他们定为谋逆大罪，也不算夸张了。
试想一下，建虏加上晋商加上封疆大吏加上内阁辅臣，这些加起来之后的危害，可不就是危及大明社稷江山了么！
定杨嗣昌为谋逆之罪，并不一定说是他要当皇帝！而是就这些势力来说，想当皇帝的，想要夺取大明社稷江山的，该是建虏无疑，而其他各方，不管主动被动，都是同党，同样能定为谋逆！
在崇祯皇帝又把韩乐宇截获的信件，也都公示出来，还有那些晋商的口供，他们亲信地口供都一一摆出来。甚至崇祯皇帝都说了，这次已经截获地打量军需物资和粮草，也都已经运回京师。
就算再不情愿的人，也不可能会认为，皇帝为了扣他们谋逆的帽子，就给他们塞了那么多的军需物资和粮草什么等。
再者说了，这可不只是单一证据，而是方方面面，非常多地人证物证，皆能证明刚才所说的晋商从早些年就开始大规模通虏的事情，而且其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底下所有臣子，对于谋逆一案，都没话可说了。如果这种事情不定性为谋逆，那一定要等大明社稷江山都没了，才能定性为谋逆？
听着那一件件地证据被摆出来，想着晋商的通虏行为给大明带来的一次次伤害，特别是给他们自己带来的伤害，这些文官武将都怒了。
京师官员，那个不是在京畿之地有点产业的。可每次建虏入关，都要损失惨重一次。还有的人，不在京畿之地的产业，照样受到了流贼的威胁。而流贼的产生和泛滥，有何晋商把大量北方物资送去辽东有关。这笔账，怎么样也都要算晋商一份。
这件件桩桩的事情加起来，又那里还有人会同情这些晋商，同情这些反贼的同党。
崇祯皇帝在证据公布完了之后，带着怒意厉声喝道：“这些晋商以及同党，朕定为谋逆，可有过份？其他贪腐的，朕可有定为谋逆？朕告诉你们，朕是讲理的，是以德服人的。如今，谁还有异议？”
听到这话，文官武将就更是放心了，皇上果然理智，只是把这些晋商以及同党定为谋逆而已。因此，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奏道：“陛下圣明！”
崇祯皇帝见此，稍微舒缓了一点心情之后，便公布了勤王军统帅的任命，正式进行了公布。
也就是孙传庭升任蓟辽总督；洪承畴加太子少保，调任宣大总督一职。卢象升作为勤王军统帅，打跑了建虏，可也被建虏掠走了二十来万的百姓，还有失陷宗藩。这些过错，晋商以及同党要负主要责任，可卢象升也同样要负点责任，算是功过相抵，因此调任保定总督。
另外，由宣大总督洪承畴举荐，赦免陈奇瑜之罪，重新担任三边总督，负责防御河套蒙古以及镇压流贼。
还有，晋州知州陈弘绪守住晋州有功，传播守城经验有功，赐同进士出身，升任登莱巡抚。原昌黎县令左应选，受人污蔑受罪，如今已奉旨回京，同样赐同进士出身，任顺天巡抚。
还有兵部职方郎中杨廷麟，封为右佥都御史，明确其职责为按律严格选拔普通御史。
右佥都御史的官职，如果外出地方上，那就是已经够格巡抚地方了，这也是对杨廷麟在勤王中来回奔波，掌管钱粮却无任何过错的奖励。
另外，大明对御史的选拔，其实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规定御史必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吏员出身不得为科道官。
永乐以后，对御史和给事中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一般来说，年龄要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太过年轻者缺乏办事经验，而年龄过大则没有朝气。
宣德时又规定，新科进士不得直接授科道官；
成化时增加规定进士必须历任三年以上，才有资格成为御史言官；
而到弘治时又规定举人出身的教官必须历任六年以上且才行出众才能出任科道官。
对于这些规定，崇祯皇帝只有对第一条做了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吏员出身不得为科道官”这个，这个是御史的基本条件，修改为精通《大明律》，无任何恶迹；如果是吏员出身，除以上两个条件之外，还需要有刑事经验，则可异地为地方都察院的御史；如果想升任京师都察院，则必须有十五年以上地方都察院履历，且其履历为优等。
之所以这么改，是在大明朝，其实真正做具体事情的，都是那些名不经传的吏员。而吏员这些，很多都是世代家传的。精通律法的，也往往都是这些人。虽然有很多作奸犯科者，可总有一些对官场非常了解的。由他们来督查地方官员，反而会非常得心应手。给了其一条走上官场的光明大道，相信不少人会珍惜这次机会。
而所谓的精通《大明律》，自然是要向中进士一样进行考核的。不但是会背《大明律》，还要能理解，能了解全国各地，特别是皇帝钦定案件。理解这些案件的背后，以此来解释《大明律》中比较含糊的规定。
由此，崇祯皇帝相信，这会进一步推进《大明律》的细化，并对《大明律》中的一些规定作出改良的意见。这种事情，不好拍脑袋决定，而是通过事件驱动，根据大明的实际情况来完善。
当然了，主政地方的官员其实也要熟悉《大明律》，否则没法判决地方案件。当然了，这些主政的官员是有其刑名师爷的，可以代劳。但是，御史不行，本人必须精通才可以。
另外，这次勤王战事中要处罚的人，最主要的就是定了谋逆罪名的这些。另外，也还有一些人要处罚。比如之前奏章已经递上来的，有关大同总兵王朴的。
此人在危急时刻，借口云晋有警事，抛下卢象升，未得军令而私自逃离。不但如此，在躲了一阵，知道勤王军大捷之后，杀良冒功，假装是镇压了一批流贼而想借机邀功。对于这种人，崇祯皇帝没有丝毫手软，逮捕入狱，判斩刑。
于是，大同总兵王朴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逃跑将军，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在这一次是逃过一劫，等到松锦会战时坑了洪承畴之后，才被朝廷问罪杀头，提前到了崇祯十二年。
在这次的勤王战事中，王朴这个总兵，也是继祖宽这个总兵被杀后的另外一名总兵官。
另外，诚意伯刘孔昭在这次安置难民的处理事件中表现让崇祯皇帝满意，因此，孙传庭正式调任蓟辽总督之后，他就成为了正式的京营总戎。这也是在这次勤王战事中，唯一一个立下功勋而受到表彰的勋贵。
这次的朝会，在宣布了这些决定之后，就散朝了。
随着文武官员回衙，早已关注这次朝会动静的外面，便很快知道了朝会的内容。
谁也没想到，朝会内容竟然爆出了如此重大的消息。京师百姓，对于别的都没多少在意。一个个，全都在讨论有关晋商通虏谋逆的事情。他们没想到，建虏强大起来的背后，这些该死的晋商竟然做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
可以说，作为京师百姓，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建虏的一次次入关肆虐中承受过苦难。因此，他们当然是恨死了那些晋商。对于皇帝把他们以及相关的同党定为谋逆，一个个都是非常赞成了。
京师中不少做生意的晋商，都因此受到了连累。甚至不少晋商，要么不敢出门，出门了也不敢说自己是晋商。
所有百姓都在盼望着，朝廷大军快点把那些晋商押解进京。他们恨不得吃这些晋商的肉，喝这些晋商的血！为他们死在建虏手中的亲朋好友报仇雪恨。
在这些晋商没有押来之前，关在锦衣卫诏狱和东厂大牢的同党，成为了他们想发泄的对象。反正罪证确凿，等着那八大晋商押解进京之后执行。京师的百姓，就强烈要求向那些被俘的建虏鞑子一般处理。
崇祯皇帝原本还不知道这个事，听到关押建虏鞑子的刑部大牢那边，竟然在做那样的事情，不由得有点无语。
做了个开场白，顿了顿，而后才继续说道：“晋商通虏，远比卿等想象要严重得多！卿等以为，就那范永斗兄弟俩通虏而已么？只是去建虏军中说点事情而已？他们的通虏，只是这次建虏入关的事情而已么？朕可以明确告诉卿等，如果任由这些晋商通虏下去，大明的社稷江山必定不保，此不为谋逆，何以谋逆？”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也越来越愤怒。
底下这些臣子听了，不由得很是意外。
说句实话，之前听着厂卫说得那些晋商通虏的事情时，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在意。就算他们通虏，顶天了，通报个消息，失陷了一位德王而已。虽然失陷宗藩，也是大事，可和大明社稷江山不保，还是区别很大的吧？
可此时，听了皇帝的话之后，他们就有点重视起来了。因为皇帝的意思，这些晋商所做的事情，还远不止目前这些。
于是，他们一个个都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只听崇祯皇帝又带着愤怒，厉声说道：“前些天的时候，勇卫营、骠骑营出京师，卿等知道去干什么了么？”
京师戒严，禁止任何人出入京师，因此，在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这一点，崇祯皇帝当然知道，因此，不等底下臣子回答，他就自己拿出一份奏章说道：“他们是去山西了，这是洪承畴、卢象升联名发回来的奏章。你们先听听是什么内容！”
说完之后，他把奏章给了曹化淳。
随即，宦官特有的尖锐之声，又响了起来，声音很大。
这份奏章，是张家口堡那边的物资查获后的总结奏章。上面详细记录了晋商即将送去辽东的物资清单。
当底下文武官员听到八大晋商，竟然在张家口堡囤积了无数的粮草物资，还有火药铁料等管制物品时，就知道这事大了。
一般来说，边境的走私，其实有些官员也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很难杜绝，有走私，也不意外。
可是，像晋商这样的大规模走私，而且包括了各种军需物资时，不管是谁听到，都非常地震惊。
大明北部，也就是陕西、山西在天启年间开始，就是受灾最严重，百姓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造反。就这样穷苦的省份，可是，这些晋商却囤积了如此之多地物资送去辽东。要是这些物资都留在大明境内，留在山西、陕西的。大明西北局势也不至于糜烂至此，由此，流贼也不可能荼毒中原。
这个想在，在听到奏章中说，这些晋商的大规模走私通虏，从万历末年，天启年间就已经开始时，就更是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想法。
换句话说，大明西北开始的流贼作乱，和这些晋商大规模输送物资去辽东的行为，有必然的联系。就只是这方面，就可以说这些晋商该死！
而辽东建虏是大明的敌人，是反贼来的。输送如此多的军需物资给反贼，这种行为，其实本身也都是要以反贼同党论处的。
辽东建虏得到那么多的军需物资，难怪能以贫瘠的辽东之地，支撑了这么多年来的战事，甚至还越打越强！辽东土地的失陷，无数军卒的伤亡，还有无数钱粮的消耗，这其中都有那些晋商的“功劳”。
更何况，每一次晋商去辽东时候，都会把朝中的人事变动，各地驻军布防，关内虚实都禀告给辽东建虏。也是因此，建虏得以知己知彼，对大明百战百胜！多少官员或战死，或战败，这些事情的背后，也都少不了晋商的一份“功劳”。
而且晋商还勾结了陈新甲，贿赂了杨嗣昌，在朝中做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其他不说，就这一次试图阴谋对付卢象升、孙传庭的事情，要是真被他们做到了，那辽东建虏估计做梦都能笑醒。而大明朝却会痛失两位国之栋梁！这一来一回，就又是壮大了反贼，削弱了大明朝。
如果没有这一次崇祯皇帝突然犹如太祖附体一般的表现，那么这一次的建虏入关，就会和前几次入关一样。整个京畿之地就犹如辽东的后花园，任由建虏来去自如，所向披靡，就只差没有打下京师了。
如果任由事情这样下去的话，大明朝内有流贼作乱，外有辽东建虏肆虐，都不用再加上天灾了，这大明朝的江山社稷，却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那些晋商的通虏行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皇帝把他们定为谋逆大罪，也不算夸张了。
试想一下，建虏加上晋商加上封疆大吏加上内阁辅臣，这些加起来之后的危害，可不就是危及大明社稷江山了么！
定杨嗣昌为谋逆之罪，并不一定说是他要当皇帝！而是就这些势力来说，想当皇帝的，想要夺取大明社稷江山的，该是建虏无疑，而其他各方，不管主动被动，都是同党，同样能定为谋逆！
在崇祯皇帝又把韩乐宇截获的信件，也都公示出来，还有那些晋商的口供，他们亲信地口供都一一摆出来。甚至崇祯皇帝都说了，这次已经截获地打量军需物资和粮草，也都已经运回京师。
就算再不情愿的人，也不可能会认为，皇帝为了扣他们谋逆的帽子，就给他们塞了那么多的军需物资和粮草什么等。
再者说了，这可不只是单一证据，而是方方面面，非常多地人证物证，皆能证明刚才所说的晋商从早些年就开始大规模通虏的事情，而且其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底下所有臣子，对于谋逆一案，都没话可说了。如果这种事情不定性为谋逆，那一定要等大明社稷江山都没了，才能定性为谋逆？
听着那一件件地证据被摆出来，想着晋商的通虏行为给大明带来的一次次伤害，特别是给他们自己带来的伤害，这些文官武将都怒了。
京师官员，那个不是在京畿之地有点产业的。可每次建虏入关，都要损失惨重一次。还有的人，不在京畿之地的产业，照样受到了流贼的威胁。而流贼的产生和泛滥，有何晋商把大量北方物资送去辽东有关。这笔账，怎么样也都要算晋商一份。
这件件桩桩的事情加起来，又那里还有人会同情这些晋商，同情这些反贼的同党。
崇祯皇帝在证据公布完了之后，带着怒意厉声喝道：“这些晋商以及同党，朕定为谋逆，可有过份？其他贪腐的，朕可有定为谋逆？朕告诉你们，朕是讲理的，是以德服人的。如今，谁还有异议？”
听到这话，文官武将就更是放心了，皇上果然理智，只是把这些晋商以及同党定为谋逆而已。因此，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奏道：“陛下圣明！”
崇祯皇帝见此，稍微舒缓了一点心情之后，便公布了勤王军统帅的任命，正式进行了公布。
也就是孙传庭升任蓟辽总督；洪承畴加太子少保，调任宣大总督一职。卢象升作为勤王军统帅，打跑了建虏，可也被建虏掠走了二十来万的百姓，还有失陷宗藩。这些过错，晋商以及同党要负主要责任，可卢象升也同样要负点责任，算是功过相抵，因此调任保定总督。
另外，由宣大总督洪承畴举荐，赦免陈奇瑜之罪，重新担任三边总督，负责防御河套蒙古以及镇压流贼。
还有，晋州知州陈弘绪守住晋州有功，传播守城经验有功，赐同进士出身，升任登莱巡抚。原昌黎县令左应选，受人污蔑受罪，如今已奉旨回京，同样赐同进士出身，任顺天巡抚。
还有兵部职方郎中杨廷麟，封为右佥都御史，明确其职责为按律严格选拔普通御史。
右佥都御史的官职，如果外出地方上，那就是已经够格巡抚地方了，这也是对杨廷麟在勤王中来回奔波，掌管钱粮却无任何过错的奖励。
另外，大明对御史的选拔，其实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规定御史必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吏员出身不得为科道官。
永乐以后，对御史和给事中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一般来说，年龄要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太过年轻者缺乏办事经验，而年龄过大则没有朝气。
宣德时又规定，新科进士不得直接授科道官；
成化时增加规定进士必须历任三年以上，才有资格成为御史言官；
而到弘治时又规定举人出身的教官必须历任六年以上且才行出众才能出任科道官。
对于这些规定，崇祯皇帝只有对第一条做了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吏员出身不得为科道官”这个，这个是御史的基本条件，修改为精通《大明律》，无任何恶迹；如果是吏员出身，除以上两个条件之外，还需要有刑事经验，则可异地为地方都察院的御史；如果想升任京师都察院，则必须有十五年以上地方都察院履历，且其履历为优等。
之所以这么改，是在大明朝，其实真正做具体事情的，都是那些名不经传的吏员。而吏员这些，很多都是世代家传的。精通律法的，也往往都是这些人。虽然有很多作奸犯科者，可总有一些对官场非常了解的。由他们来督查地方官员，反而会非常得心应手。给了其一条走上官场的光明大道，相信不少人会珍惜这次机会。
而所谓的精通《大明律》，自然是要向中进士一样进行考核的。不但是会背《大明律》，还要能理解，能了解全国各地，特别是皇帝钦定案件。理解这些案件的背后，以此来解释《大明律》中比较含糊的规定。
由此，崇祯皇帝相信，这会进一步推进《大明律》的细化，并对《大明律》中的一些规定作出改良的意见。这种事情，不好拍脑袋决定，而是通过事件驱动，根据大明的实际情况来完善。
当然了，主政地方的官员其实也要熟悉《大明律》，否则没法判决地方案件。当然了，这些主政的官员是有其刑名师爷的，可以代劳。但是，御史不行，本人必须精通才可以。
另外，这次勤王战事中要处罚的人，最主要的就是定了谋逆罪名的这些。另外，也还有一些人要处罚。比如之前奏章已经递上来的，有关大同总兵王朴的。
此人在危急时刻，借口云晋有警事，抛下卢象升，未得军令而私自逃离。不但如此，在躲了一阵，知道勤王军大捷之后，杀良冒功，假装是镇压了一批流贼而想借机邀功。对于这种人，崇祯皇帝没有丝毫手软，逮捕入狱，判斩刑。
于是，大同总兵王朴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逃跑将军，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在这一次是逃过一劫，等到松锦会战时坑了洪承畴之后，才被朝廷问罪杀头，提前到了崇祯十二年。
在这次的勤王战事中，王朴这个总兵，也是继祖宽这个总兵被杀后的另外一名总兵官。
另外，诚意伯刘孔昭在这次安置难民的处理事件中表现让崇祯皇帝满意，因此，孙传庭正式调任蓟辽总督之后，他就成为了正式的京营总戎。这也是在这次勤王战事中，唯一一个立下功勋而受到表彰的勋贵。
这次的朝会，在宣布了这些决定之后，就散朝了。
随着文武官员回衙，早已关注这次朝会动静的外面，便很快知道了朝会的内容。
谁也没想到，朝会内容竟然爆出了如此重大的消息。京师百姓，对于别的都没多少在意。一个个，全都在讨论有关晋商通虏谋逆的事情。他们没想到，建虏强大起来的背后，这些该死的晋商竟然做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
可以说，作为京师百姓，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建虏的一次次入关肆虐中承受过苦难。因此，他们当然是恨死了那些晋商。对于皇帝把他们以及相关的同党定为谋逆，一个个都是非常赞成了。
京师中不少做生意的晋商，都因此受到了连累。甚至不少晋商，要么不敢出门，出门了也不敢说自己是晋商。
所有百姓都在盼望着，朝廷大军快点把那些晋商押解进京。他们恨不得吃这些晋商的肉，喝这些晋商的血！为他们死在建虏手中的亲朋好友报仇雪恨。
在这些晋商没有押来之前，关在锦衣卫诏狱和东厂大牢的同党，成为了他们想发泄的对象。反正罪证确凿，等着那八大晋商押解进京之后执行。京师的百姓，就强烈要求向那些被俘的建虏鞑子一般处理。
崇祯皇帝原本还不知道这个事，听到关押建虏鞑子的刑部大牢那边，竟然在做那样的事情，不由得有点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