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用平静表象掩盖动荡真相的特殊时期，哈维·韦恩斯坦那些不见光的手段突然曝光，他从志满意得到变得臭名昭著过程顺利的像是一种必然。
不过这结局来的未免也太快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原本觉得韦恩斯坦的花招还能再管用几年，直到多数人都忍无可忍的——现在看来，是有人对他忍无可忍了，而且那个人非常聪明，也找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哈维·韦恩斯坦在他最自鸣得意的时候狠狠跌了一跤。
媒体和公众都将目光投在颁奖季乱象上，不正的受贿之风和抹黑现象是消失了不少，但好莱坞这个名利场永远不缺少的就是投机者，一个韦恩斯坦暂时隐退了，另一个不那么低调的组织就凸显了出来。
其实，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猜测，或许一开始好莱坞的黑人演员们是没有这么大野心的，但谁让这届颁奖季的舆论乱糟糟，几乎每一部提名电影都在负面舆论的漩涡里脱不开身呢，加上男女主角的十个提名里黑人演员就占去了三个——丹泽尔·华盛顿、威尔·史密斯和哈利·贝瑞——这在奥斯卡的历史上仅仅是第二次，第一次发生在二十九年前，现在的大环境对黑人演员也友善多了，所以好莱坞的黑人组织会如此信心十足的同时冲击男女影帝也就难怪了。
“但是您总要投票吧，父亲。”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长子在他出神时问：“您会怎么选择？”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思索一阵后，给出了回答：“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投给玩弄诡计的家伙，或是被政治正确绑架。”
几天之后，当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与他的老朋友吉恩·哈克曼、沃伦·考恩、莫里·维斯曼、乔恩·沃伊特等人一起打高尔夫时，偶遇了恰好也来到这片球场的阿诺·施瓦辛格、梅丽尔·斯特里普夫妇、迪克·格特曼、格里·帕姆等人，两方人马一起竞赛，决出了胜负后，又集体去了附近的酒吧闲聊。
因为大家都是学院同行的缘故，话题绕来绕去难免回到奥斯卡上，往年彼此间还有不小分歧，今年大家倒众口一致的表现出了对世风日下的愤慨。
梅丽尔·斯特里普说：“我不反感提名者过分的夸耀自己，但是用破坏其他人的名誉来为自己获利的手段太可耻了。”
她的话引起一阵附和。
而乔治·沃伊特——安吉莉娜·朱莉的父亲，但是和女儿关系极其糟糕——则是对另一种新生现象非常不满：“我非常害怕被人指控种族歧视，好么？不能说‘没错我就是觉得华盛顿这次表现的不够好’，也不能提出质疑，不然就是歧视——就好像去年我在大门外装了摄像头，之后搬来的一户黑人家庭就向社区投诉我，说我是因为他们才装的监控，还差点闹上法庭。在很多人心里，老白男总是带有偏见，还十有八九都是种族主义的混球——”
后面的话因为过于敏感，被乔治·沃伊特吞回肚子里了，但在座的所有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肯定是“如果奥斯卡不给黑人演员颁个奖，是不是也要被骂种族歧视了？”之类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像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她就认为奥斯卡过去的确经常忽视黑人演员，从现在开始变得多元化一点，给黑人们些补偿也没什么不好。
但也有些人，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特意为了证明没有种族歧视而让黑人演员获奖，这是在评选艺术还是搞政治正确？”
有人要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谈谈看法，他和梅丽尔·斯特里普是在座这一群人里，唯二至今还活跃在银幕前的演员，在同时代的电影人中也很有威望。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发言听起来像是无心的脱口而出，又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如果要反种族歧视，不如连年龄歧视也一起反了……无论如何，坚持本心投票总是没错的。”
……
实话说，自从尝到了在颁奖季正确公关——绝不是什么玩弄政治诡计，这是失意者的说法——的甜头后，哈维·韦恩斯坦就没再想到过自己会在奥斯卡上跌跟头。
一次成功可能是偶然事件，但一连串的成功，绝对要避过所有失败因素才可以。哈维·韦恩斯坦也失败过。1994年，米拉麦克斯与昆汀·塔伦蒂诺合作的《低俗小说》上映了，这部与众不同的电影几乎横扫了整个欧洲市场，在北美也获得了极佳的赞誉，和七个奥斯卡的重要提名，那时候的哈维·韦恩斯坦还带有一丝电影人的天真，《低俗小说》的名气和口碑都非常高，他以为这就足以征服所有学院评委，但是他错了，他和塔伦蒂诺最后只得到了一个不疼不痒的最佳原创剧本奖。
《低俗小说》在第六十七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遭遇让哈维·韦恩斯坦意识到了公关学院会员的重要性，也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和好莱坞其他独立制片公司的总裁一样，只会顺从甚至屈服于奥斯卡的规则，而在那之后，哈维·韦恩斯坦尝试着去做改变规则的那个人，并且完全利用了他独到的目光、野心、权利、人脉，以及他犹太人的身份。
1996年的《英国病人》，让哈维·韦恩斯坦和米拉麦克斯彻底尝到了正确公关的甜头，第二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英国病人》拿到了12项提名，和最终的九座小金人。再到1997年的《心灵捕手》，1999年的《莎翁情史》、《天才雷普利》和2000年的《浓情巧克力》，哈维·韦恩斯坦的公关继续无往不利，金球奖是他的开胃菜，奥斯卡是他的正餐，有时候还能加上欧洲电影节作为餐后点心，似乎与颁奖季有关的一切都逃不过他的掌控。
不过这结局来的未免也太快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原本觉得韦恩斯坦的花招还能再管用几年，直到多数人都忍无可忍的——现在看来，是有人对他忍无可忍了，而且那个人非常聪明，也找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哈维·韦恩斯坦在他最自鸣得意的时候狠狠跌了一跤。
媒体和公众都将目光投在颁奖季乱象上，不正的受贿之风和抹黑现象是消失了不少，但好莱坞这个名利场永远不缺少的就是投机者，一个韦恩斯坦暂时隐退了，另一个不那么低调的组织就凸显了出来。
其实，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猜测，或许一开始好莱坞的黑人演员们是没有这么大野心的，但谁让这届颁奖季的舆论乱糟糟，几乎每一部提名电影都在负面舆论的漩涡里脱不开身呢，加上男女主角的十个提名里黑人演员就占去了三个——丹泽尔·华盛顿、威尔·史密斯和哈利·贝瑞——这在奥斯卡的历史上仅仅是第二次，第一次发生在二十九年前，现在的大环境对黑人演员也友善多了，所以好莱坞的黑人组织会如此信心十足的同时冲击男女影帝也就难怪了。
“但是您总要投票吧，父亲。”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长子在他出神时问：“您会怎么选择？”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思索一阵后，给出了回答：“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投给玩弄诡计的家伙，或是被政治正确绑架。”
几天之后，当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与他的老朋友吉恩·哈克曼、沃伦·考恩、莫里·维斯曼、乔恩·沃伊特等人一起打高尔夫时，偶遇了恰好也来到这片球场的阿诺·施瓦辛格、梅丽尔·斯特里普夫妇、迪克·格特曼、格里·帕姆等人，两方人马一起竞赛，决出了胜负后，又集体去了附近的酒吧闲聊。
因为大家都是学院同行的缘故，话题绕来绕去难免回到奥斯卡上，往年彼此间还有不小分歧，今年大家倒众口一致的表现出了对世风日下的愤慨。
梅丽尔·斯特里普说：“我不反感提名者过分的夸耀自己，但是用破坏其他人的名誉来为自己获利的手段太可耻了。”
她的话引起一阵附和。
而乔治·沃伊特——安吉莉娜·朱莉的父亲，但是和女儿关系极其糟糕——则是对另一种新生现象非常不满：“我非常害怕被人指控种族歧视，好么？不能说‘没错我就是觉得华盛顿这次表现的不够好’，也不能提出质疑，不然就是歧视——就好像去年我在大门外装了摄像头，之后搬来的一户黑人家庭就向社区投诉我，说我是因为他们才装的监控，还差点闹上法庭。在很多人心里，老白男总是带有偏见，还十有八九都是种族主义的混球——”
后面的话因为过于敏感，被乔治·沃伊特吞回肚子里了，但在座的所有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肯定是“如果奥斯卡不给黑人演员颁个奖，是不是也要被骂种族歧视了？”之类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像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她就认为奥斯卡过去的确经常忽视黑人演员，从现在开始变得多元化一点，给黑人们些补偿也没什么不好。
但也有些人，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特意为了证明没有种族歧视而让黑人演员获奖，这是在评选艺术还是搞政治正确？”
有人要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谈谈看法，他和梅丽尔·斯特里普是在座这一群人里，唯二至今还活跃在银幕前的演员，在同时代的电影人中也很有威望。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发言听起来像是无心的脱口而出，又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如果要反种族歧视，不如连年龄歧视也一起反了……无论如何，坚持本心投票总是没错的。”
……
实话说，自从尝到了在颁奖季正确公关——绝不是什么玩弄政治诡计，这是失意者的说法——的甜头后，哈维·韦恩斯坦就没再想到过自己会在奥斯卡上跌跟头。
一次成功可能是偶然事件，但一连串的成功，绝对要避过所有失败因素才可以。哈维·韦恩斯坦也失败过。1994年，米拉麦克斯与昆汀·塔伦蒂诺合作的《低俗小说》上映了，这部与众不同的电影几乎横扫了整个欧洲市场，在北美也获得了极佳的赞誉，和七个奥斯卡的重要提名，那时候的哈维·韦恩斯坦还带有一丝电影人的天真，《低俗小说》的名气和口碑都非常高，他以为这就足以征服所有学院评委，但是他错了，他和塔伦蒂诺最后只得到了一个不疼不痒的最佳原创剧本奖。
《低俗小说》在第六十七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遭遇让哈维·韦恩斯坦意识到了公关学院会员的重要性，也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和好莱坞其他独立制片公司的总裁一样，只会顺从甚至屈服于奥斯卡的规则，而在那之后，哈维·韦恩斯坦尝试着去做改变规则的那个人，并且完全利用了他独到的目光、野心、权利、人脉，以及他犹太人的身份。
1996年的《英国病人》，让哈维·韦恩斯坦和米拉麦克斯彻底尝到了正确公关的甜头，第二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英国病人》拿到了12项提名，和最终的九座小金人。再到1997年的《心灵捕手》，1999年的《莎翁情史》、《天才雷普利》和2000年的《浓情巧克力》，哈维·韦恩斯坦的公关继续无往不利，金球奖是他的开胃菜，奥斯卡是他的正餐，有时候还能加上欧洲电影节作为餐后点心，似乎与颁奖季有关的一切都逃不过他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