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的是，与案例和病人相比，心理治疗的过程既冗长，又枯燥。所以，我就无法将整个咨询过程和盘托出，那样会大大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我也不愿意将关键的治疗步骤一笔带过，以剥夺本书最起码的知识性和启发性；娱乐精神固然可贵，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可如果只是娱乐，特别是建立在病人痛苦之上的娱乐，那就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基数；退而求其次，我决定挑重点，跳跃式地来描述与杨洁的面谈内容。
不过不管如何跳跃，与她的第一次见面，仍然值得大书特书。
第一次接触病人，总是被我称为“相亲”
相亲的时候，大龄男女青年往那儿一坐，谁也没个准谱该说点儿什么合适——可不外乎总是这些，你的生平，你的家庭，你的物质条件，你的工作环境，你的兴趣爱好——假如你对这些都没啥把握，那么，来一点恰当的幽默感，也还是挺吸引人的。
如果双方看对了眼，那么你当晚就可能接到电话，明天就会去看电影或者吃饭；即便没看上，大不了一拍两散，用不了太久，只要机会合适，你将与另一位异性再相上一次亲。
心理治疗则不同，假如你没能与病人建立起信任关系，或者至少让他觉得你是可信的，就很可能没有下一次了。不错，李咏霖预付了五次的费用，可是一次之后，我就有退掉剩余的资费，再也见不到杨洁的可能性。
中国的病人，一向是具有强烈怀疑精神的。即使你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由于心理学的普及问题，病人仍会忐忑不安。我有没有病？这病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够被治愈？我会不会因此遭到别人的嘲笑，甚至是医生的嘲笑？这样的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们，也让他们对你犹豫不决。
因此，对第一次咨询，心理医生得拿出相亲的劲头来。
为了见杨洁，我精心地进行了准备。这包括，挑选一身不那么严肃的休闲服装；找一个不像暴发户的，大小合适的棕色提包；洗掉眼屎刮好胡子，然后揣好备用量表。
我要去除职业化给人带来的压迫感，当然也不能太随随便便；另外，我还得模糊自己的性别，这不是说我要变性成为大姑娘，而是我得尽量削弱自己的男*觉。在中国，性，是个特别敏感的话题。杨洁经历过了离婚和感情的动荡，她有可能像攀住一根救命稻草那样缠住我，这不是安全的做法。
第一次面谈，安排在杨颖的家，离婚后，杨洁就一直和姐姐住在一起。因为这是她出院之后的第三天，身体状况和精神水平都不一定得到了全面恢复。为了让她畅所欲言，我登门拜访，而杨颖也找个借口出门回避。
她们的家很远，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到达。下车的时候，正好接到杨颖的来电：“您快到了吧，”她说“我妹妹今天的状况还可以，不过她对是不是应该和您见面，又有些犹豫了。”
我请她安心，随后按着门牌号，找到了六楼。
门铃响过了两三声，杨洁马上开了门，她都没问问门外是谁。
这并非我初次见到杨洁，可上一次是在危机状况之下，我被大量的血液弄得晕头转向，又一个劲儿地想着怎样包扎，所以并没看清她的样貌。
这一次面对面，还是不由得因她的美貌而心头一动。杨洁的美，是那种纯天然不经修饰的美感：高耸的鼻梁，深深的眼眶，特别清晰的双眼皮，薄厚适中的嘴唇——我发现这些修辞都显得苍白无力。她的美该如何形容？我不知道。虽然她脸色还挺差，因为内分泌失调，还起了包，头发是我不太喜欢的棕黄色——可我还是得公平地说，杨洁是个美人儿。
她看到我，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倒不是因为我长得太美或是太丑，而是我太年轻了。
“艾医生？”她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声音没有长相好，不过语气也不招人讨厌。
“嗯，杨小姐，我来看望您啦。”我知道自己的毛病，时而冷酷无情，时而太过强势，所以就带着点小孩子的口吻，把自己弄得弱一点。
“哎呀，快请进。”她把我让进屋里。
“换鞋吗？”
“不用不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就成，您瞧我才起来不久，屋子也没有收拾。”
我举目四望，看不出这屋子需要收拾。李咏霖的家就够空的了，这里还要加个更字。不大的客厅里，右手是一排沙发，对面是电视，左手有个茶几，上面放着笔记本电脑。正对着我的是阳台，上面挂着些女式内衣。我赶紧转移视线，往左看，走廊里应该还有两间卧室和洗手间、厨房，格局与李家大同小异。
我应和着客气了两句，坐在沙发上。
“我早就听小星星提过您啦，几个月前就想找您，可是听说您很忙。”她微笑着刚要坐下，忽然拍了拍脑袋“哎呀，您瞧我这记性，也不知道给您弄点喝的，你喝什么呀，路上够远的，您渴了吧？”
这显然是演练过的开场，不过没关系，为了见她，我又何尝不是在肚子里打好了腹稿？
“不用啦，”我叫住她“我带水啦。”说着，就拉开提包，掏出一瓶可乐，又掏出一瓶果汁。
“女孩子大多不愿意喝可乐吧？所以我喝这个，你来果汁。”
她噢了一声，感到有些奇怪，嘴上说着谢谢，没伸手去接果汁。
我便将瓶子掉过头来，朝下甩了甩：“你瞧，没有漏水吧，仔细看看，上面也没有针孔呀。所以，跟超市买到的一样，你可以放心喝。”
“哎哟，”她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裂开嘴很开心地笑起来，她的嘴巴不大不小，生得恰到好处，只是由于缺血，微微有些泛青“看您说的，我当然知道您不会在里面填东西啦。”
“难得你这么信任我，呵呵，以前倒是有病人给我下过药。”
“是吗？”她马上来了精神，这和之前见客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截然不同的“还有这样的病人？他想干吗？”
“谁知道呢，也有病人偷过我的钱，不过这都是过去事啦，不提也罢。”
往事的确不堪回首，唉
杨洁被吊起了胃口，见我不说，略感失望，可马上又笑起来：“艾医生，您来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您来了，我这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啦。”
“没事，不用客气，你就管我叫小艾吧，反正我也比你小，”我点点头，让自己靠得舒服一些，侧倚在沙发上，我提示她：“想说什么都行，要不然，就从前几天的这事开始吧？我都听说了，很担心你。”
前几天的事儿，指的是自杀，我俩心知肚明。
一个常见的误区是，自杀未遂之后，家属往往不知道或不敢和自杀者谈论此事。实际上，我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是了解自杀者的想法及实施的动力；另一方面，让自杀者回首自杀时的不理智行为，也可以有效抑制下一次自杀的形成。
永远要记住“救命重于救心！”心理咨询的手段千差万别，可一遇见自杀，立刻大同小异。无论自杀前后，首要的问题是解决自杀危机；否则一个人的品质、性格、心理再好再健康，一旦死了，全是瞎掰。
我的开门见山并没有引起杨洁的疑惑，她没准儿早就猜到，今天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她说“现在说后悔，也不合适，对吧？当时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很害怕，手里一直捏着那个玻璃片。我喝了点酒，这还是我第一次喝啤酒，真的。我把酒瓶子摔碎了，我，我就捏着那个玻璃片”她一边说，忽然把头低下去，双手捂住脸。
我完全没指望她一开始就会说这么多，看到她的痛苦，我在她肩头轻拍两下：“没关系，慢慢说。如果你觉得难过，我们也可以停一停。”
“对不起，”她把脸缩在自己的掌心里，哭了“对不起，我太没用了。”
感情积压久了，就会如此；如同你在高压水管子上戳了个眼儿。
哭了一阵，她感觉好点了，就抬起头，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谢谢，”她一边擦一边说“让您笑话了，我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
“不，我常见人哭。”
“呃，我是说自杀这事。”
“五成以上的人，承认过他们曾想自杀。剩下的五成，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不好意思。”
“您呢？您也想过吗？”
“是啊，初高中时候，我想过好多次，”这倒是实话实说，学业压力下，估计现在孩子也会想“不过我没那个勇气。”我笑了笑“这一点，我不如你，当然，如果把你的勇气换个地方，就好了。”
这两句话，要么不说，要么就放在一起说。自杀未遂者面对的常常是指责，指责无处不在，家属的一个眼神，亲友的某种表情，就连担心本身，也带有指责的意味。所以，我选择鼓励她。当然，鼓励她自杀的勇气，那可不行，所以后半句提醒她，她勇气可嘉，只是用的地方不好。
“唉，现在活着真没什么意义。一个人活着，必须有一些目标，您说呢？我没有任何事情要做了，早上一睁开眼什么都不想干，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不是他们来得太巧了，我肯定死了。”
救了人却被排除在外，我心里多少也有点儿不是滋味。
“纵向割腕能获救，真是个奇迹。”
“您去过医院啦？”她果然很敏感。
“没有，我听小星星说的。你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我猜你大概不想见我，所以没去打扰。”
“您说得对，我那副德行，实在没脸见人。在医院里，他们都来看我，其实我更难过了。”
“难过到想死吗？”
“有一点。”
“不过你没去做。”
“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也不想给医院添麻烦。”
“嗯，假如那天夜里，你自杀成功了，会怎样？”
“啊？”她被这个问题弄晕了“你指的是什么？”
“死后的事情，你有信仰吗？”
“没有，”她瞧瞧我“就算有，自杀死的，也不能升天堂，对吗？”
“的确，那么，你想过死后，周围的人会怎么样吗？”
“他们会难过。”
“谁？”
“我的女儿，如果她能明白我死了的话。然后是李咏霖，没有我，他一个人照顾女儿会更艰辛。小星星和我这么多年了，她也会很难过。”
她忽然说：“我的女儿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杨洁当然不知道我曾经见过她那个有普拉德•威利症的女儿，为什么她会如此坦诚？
“有病？”我假装不知。
“是的，生下来就有，她特别胖，还特别能吃。医生说，这是一种基因病，治不好。”
“你是因为女儿这样，才丧失生活目标的吗？”
“不！”她很认真地反驳“这么说，您可能不相信。不过，我是真的爱我女儿，我不拿她当个病人。只是，只是也许在她心里，我这个当母亲的，只不过是用来看着她，别让她吃东西的人。”
哦，也许这就是实际情况，可我不能这么说：“哦，我为你感到难过，在你住院期间，她也没去看你吧？”
这是个小小的圈套，我从老威那里得知，女儿去看过她好几次。
“不，她来了，虽然她不太明白，可是她很着急，很难过。”
“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只知道看着食物的坏妈妈。”
她小声笑了：“你说得对，大概我没自己想得那么糟。”
“你会为她活下去吗？”我悄悄提醒她。
“不知道，我看不到明天。李咏霖已经不来看我了，我知道他对我烦透了，只是现在看我快死了，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想起李咏霖对我的嘱托，千万不能透露他出资的事情。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还是把实情说出来，好让杨洁看到希望？
这是个两难的选择，我陷入了沉默
不过不管如何跳跃，与她的第一次见面，仍然值得大书特书。
第一次接触病人，总是被我称为“相亲”
相亲的时候，大龄男女青年往那儿一坐，谁也没个准谱该说点儿什么合适——可不外乎总是这些，你的生平，你的家庭，你的物质条件，你的工作环境，你的兴趣爱好——假如你对这些都没啥把握，那么，来一点恰当的幽默感，也还是挺吸引人的。
如果双方看对了眼，那么你当晚就可能接到电话，明天就会去看电影或者吃饭；即便没看上，大不了一拍两散，用不了太久，只要机会合适，你将与另一位异性再相上一次亲。
心理治疗则不同，假如你没能与病人建立起信任关系，或者至少让他觉得你是可信的，就很可能没有下一次了。不错，李咏霖预付了五次的费用，可是一次之后，我就有退掉剩余的资费，再也见不到杨洁的可能性。
中国的病人，一向是具有强烈怀疑精神的。即使你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由于心理学的普及问题，病人仍会忐忑不安。我有没有病？这病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够被治愈？我会不会因此遭到别人的嘲笑，甚至是医生的嘲笑？这样的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们，也让他们对你犹豫不决。
因此，对第一次咨询，心理医生得拿出相亲的劲头来。
为了见杨洁，我精心地进行了准备。这包括，挑选一身不那么严肃的休闲服装；找一个不像暴发户的，大小合适的棕色提包；洗掉眼屎刮好胡子，然后揣好备用量表。
我要去除职业化给人带来的压迫感，当然也不能太随随便便；另外，我还得模糊自己的性别，这不是说我要变性成为大姑娘，而是我得尽量削弱自己的男*觉。在中国，性，是个特别敏感的话题。杨洁经历过了离婚和感情的动荡，她有可能像攀住一根救命稻草那样缠住我，这不是安全的做法。
第一次面谈，安排在杨颖的家，离婚后，杨洁就一直和姐姐住在一起。因为这是她出院之后的第三天，身体状况和精神水平都不一定得到了全面恢复。为了让她畅所欲言，我登门拜访，而杨颖也找个借口出门回避。
她们的家很远，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到达。下车的时候，正好接到杨颖的来电：“您快到了吧，”她说“我妹妹今天的状况还可以，不过她对是不是应该和您见面，又有些犹豫了。”
我请她安心，随后按着门牌号，找到了六楼。
门铃响过了两三声，杨洁马上开了门，她都没问问门外是谁。
这并非我初次见到杨洁，可上一次是在危机状况之下，我被大量的血液弄得晕头转向，又一个劲儿地想着怎样包扎，所以并没看清她的样貌。
这一次面对面，还是不由得因她的美貌而心头一动。杨洁的美，是那种纯天然不经修饰的美感：高耸的鼻梁，深深的眼眶，特别清晰的双眼皮，薄厚适中的嘴唇——我发现这些修辞都显得苍白无力。她的美该如何形容？我不知道。虽然她脸色还挺差，因为内分泌失调，还起了包，头发是我不太喜欢的棕黄色——可我还是得公平地说，杨洁是个美人儿。
她看到我，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倒不是因为我长得太美或是太丑，而是我太年轻了。
“艾医生？”她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声音没有长相好，不过语气也不招人讨厌。
“嗯，杨小姐，我来看望您啦。”我知道自己的毛病，时而冷酷无情，时而太过强势，所以就带着点小孩子的口吻，把自己弄得弱一点。
“哎呀，快请进。”她把我让进屋里。
“换鞋吗？”
“不用不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就成，您瞧我才起来不久，屋子也没有收拾。”
我举目四望，看不出这屋子需要收拾。李咏霖的家就够空的了，这里还要加个更字。不大的客厅里，右手是一排沙发，对面是电视，左手有个茶几，上面放着笔记本电脑。正对着我的是阳台，上面挂着些女式内衣。我赶紧转移视线，往左看，走廊里应该还有两间卧室和洗手间、厨房，格局与李家大同小异。
我应和着客气了两句，坐在沙发上。
“我早就听小星星提过您啦，几个月前就想找您，可是听说您很忙。”她微笑着刚要坐下，忽然拍了拍脑袋“哎呀，您瞧我这记性，也不知道给您弄点喝的，你喝什么呀，路上够远的，您渴了吧？”
这显然是演练过的开场，不过没关系，为了见她，我又何尝不是在肚子里打好了腹稿？
“不用啦，”我叫住她“我带水啦。”说着，就拉开提包，掏出一瓶可乐，又掏出一瓶果汁。
“女孩子大多不愿意喝可乐吧？所以我喝这个，你来果汁。”
她噢了一声，感到有些奇怪，嘴上说着谢谢，没伸手去接果汁。
我便将瓶子掉过头来，朝下甩了甩：“你瞧，没有漏水吧，仔细看看，上面也没有针孔呀。所以，跟超市买到的一样，你可以放心喝。”
“哎哟，”她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裂开嘴很开心地笑起来，她的嘴巴不大不小，生得恰到好处，只是由于缺血，微微有些泛青“看您说的，我当然知道您不会在里面填东西啦。”
“难得你这么信任我，呵呵，以前倒是有病人给我下过药。”
“是吗？”她马上来了精神，这和之前见客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截然不同的“还有这样的病人？他想干吗？”
“谁知道呢，也有病人偷过我的钱，不过这都是过去事啦，不提也罢。”
往事的确不堪回首，唉
杨洁被吊起了胃口，见我不说，略感失望，可马上又笑起来：“艾医生，您来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您来了，我这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啦。”
“没事，不用客气，你就管我叫小艾吧，反正我也比你小，”我点点头，让自己靠得舒服一些，侧倚在沙发上，我提示她：“想说什么都行，要不然，就从前几天的这事开始吧？我都听说了，很担心你。”
前几天的事儿，指的是自杀，我俩心知肚明。
一个常见的误区是，自杀未遂之后，家属往往不知道或不敢和自杀者谈论此事。实际上，我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是了解自杀者的想法及实施的动力；另一方面，让自杀者回首自杀时的不理智行为，也可以有效抑制下一次自杀的形成。
永远要记住“救命重于救心！”心理咨询的手段千差万别，可一遇见自杀，立刻大同小异。无论自杀前后，首要的问题是解决自杀危机；否则一个人的品质、性格、心理再好再健康，一旦死了，全是瞎掰。
我的开门见山并没有引起杨洁的疑惑，她没准儿早就猜到，今天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她说“现在说后悔，也不合适，对吧？当时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很害怕，手里一直捏着那个玻璃片。我喝了点酒，这还是我第一次喝啤酒，真的。我把酒瓶子摔碎了，我，我就捏着那个玻璃片”她一边说，忽然把头低下去，双手捂住脸。
我完全没指望她一开始就会说这么多，看到她的痛苦，我在她肩头轻拍两下：“没关系，慢慢说。如果你觉得难过，我们也可以停一停。”
“对不起，”她把脸缩在自己的掌心里，哭了“对不起，我太没用了。”
感情积压久了，就会如此；如同你在高压水管子上戳了个眼儿。
哭了一阵，她感觉好点了，就抬起头，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谢谢，”她一边擦一边说“让您笑话了，我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
“不，我常见人哭。”
“呃，我是说自杀这事。”
“五成以上的人，承认过他们曾想自杀。剩下的五成，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不好意思。”
“您呢？您也想过吗？”
“是啊，初高中时候，我想过好多次，”这倒是实话实说，学业压力下，估计现在孩子也会想“不过我没那个勇气。”我笑了笑“这一点，我不如你，当然，如果把你的勇气换个地方，就好了。”
这两句话，要么不说，要么就放在一起说。自杀未遂者面对的常常是指责，指责无处不在，家属的一个眼神，亲友的某种表情，就连担心本身，也带有指责的意味。所以，我选择鼓励她。当然，鼓励她自杀的勇气，那可不行，所以后半句提醒她，她勇气可嘉，只是用的地方不好。
“唉，现在活着真没什么意义。一个人活着，必须有一些目标，您说呢？我没有任何事情要做了，早上一睁开眼什么都不想干，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不是他们来得太巧了，我肯定死了。”
救了人却被排除在外，我心里多少也有点儿不是滋味。
“纵向割腕能获救，真是个奇迹。”
“您去过医院啦？”她果然很敏感。
“没有，我听小星星说的。你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我猜你大概不想见我，所以没去打扰。”
“您说得对，我那副德行，实在没脸见人。在医院里，他们都来看我，其实我更难过了。”
“难过到想死吗？”
“有一点。”
“不过你没去做。”
“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也不想给医院添麻烦。”
“嗯，假如那天夜里，你自杀成功了，会怎样？”
“啊？”她被这个问题弄晕了“你指的是什么？”
“死后的事情，你有信仰吗？”
“没有，”她瞧瞧我“就算有，自杀死的，也不能升天堂，对吗？”
“的确，那么，你想过死后，周围的人会怎么样吗？”
“他们会难过。”
“谁？”
“我的女儿，如果她能明白我死了的话。然后是李咏霖，没有我，他一个人照顾女儿会更艰辛。小星星和我这么多年了，她也会很难过。”
她忽然说：“我的女儿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杨洁当然不知道我曾经见过她那个有普拉德•威利症的女儿，为什么她会如此坦诚？
“有病？”我假装不知。
“是的，生下来就有，她特别胖，还特别能吃。医生说，这是一种基因病，治不好。”
“你是因为女儿这样，才丧失生活目标的吗？”
“不！”她很认真地反驳“这么说，您可能不相信。不过，我是真的爱我女儿，我不拿她当个病人。只是，只是也许在她心里，我这个当母亲的，只不过是用来看着她，别让她吃东西的人。”
哦，也许这就是实际情况，可我不能这么说：“哦，我为你感到难过，在你住院期间，她也没去看你吧？”
这是个小小的圈套，我从老威那里得知，女儿去看过她好几次。
“不，她来了，虽然她不太明白，可是她很着急，很难过。”
“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只知道看着食物的坏妈妈。”
她小声笑了：“你说得对，大概我没自己想得那么糟。”
“你会为她活下去吗？”我悄悄提醒她。
“不知道，我看不到明天。李咏霖已经不来看我了，我知道他对我烦透了，只是现在看我快死了，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想起李咏霖对我的嘱托，千万不能透露他出资的事情。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还是把实情说出来，好让杨洁看到希望？
这是个两难的选择，我陷入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