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国土面积大了，国防治安的压力也在上涨，到处都需要军队去驻守，去维持治安，去去弹压叛乱。再加上几次对外扩张的战事，都需要兵马的补充，而一次开宝北伐，就让大汉进行了最为疯狂的暴兵，战后虽然裁撤了一些，但大部分是保留下来，成为在籍士兵。
一直到近几年，军队的进出，才进入了一种相对缓慢的节奏，每年退役与新募的数量，都维持在万人左右的低水平，并保持着平衡。
裁军与募兵并行，仍旧是军队规模管理的主要政策，只不过在裁军的大背景下，前者比重更大罢了。并且，对新募士卒的要求也更高，出身要清白，没有犯罪记录，身体素质也要更好，最好是有产良家。
按照改革方案，在十三年剩下的半年中，便要正式启动裁军行动，规模一次性不会弄得太大，不要求全面铺开，甚至只当做一个试点，目标就选定在京畿地区的禁兵。
时至如今，围绕着大汉两京，朝廷常年所屯禁军便超过十五万人，若加上全国各重要城市、战略关隘以及轮戍诸边者，禁军的总兵力便有二十多万人。
而以大汉当下的局面，中枢的权威，京畿的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实在没有必要维持如大规模的禁军。这其中，为避免外重内虚，造成军力失衡，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决定进行裁军，那自然是内外并举，中枢的军力下降了，那边军及地方军队自然要跟着削减。而真正走出这一步后，便没有任何反悔的余地了。
原本，赵普等臣是打算从边军开始整改的，并且选定辽东作为第一处，但被刘皇帝拒绝了，在国防安全与内外平衡的考量上，刘皇帝选择了前者。
显然，比起对内地道州军队的改革，对边军的处理，刘皇帝要更为审慎一些，要为国防安全、边疆安宁所虑，宁愿暂时延后一些，并且直接要求枢密院在后续对边军的裁军计划中，务必做得更细致些。
裁减朝廷在册官兵，固然会极大地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从长远来看，是有益的。但这个过程，却不是简简单单地削减兵额、退役士兵就行了的。
为了减轻长期的财政压力，会面临短时间内更加繁重的负担，裁兵并不是免费的，至少，每年数万军队的退役，如何安排这些官兵，朝廷就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去安抚，要照顾其情绪，否则惹得军心不满，人心动荡，会出大问题。
被裁撤的，可都是职业士兵，在军中，除了接受忠君爱国主义教育，便是训练军事技能，训练打仗，几万人一波地往民间转业，处理不好，对社会治安都会造成严重威胁。
早年的时候，针对官兵的裁汰，朝廷基本都会安排妥当的，除了给钱、给地，还能尽量在地方安排一个职位，要么转为待遇差些的辅卒，要么回乡里地方。
但如今不行了，大汉的官吏队伍已经足够庞大，没有那么多的位置了，同时，裁兵的规模又大，以四十万人来算，哪怕有十年的时间做缓冲，哪怕只是最低级的职位吏事，也不可能腾出四十万个位置来。
因此，当下大汉官兵退役的待遇，也远不如当初了，而为了安抚人心，也只能从钱财上想办法了。
为此，刘皇帝又让财政司每年拨款两百万贯，由枢密院、兵部、户部遣专吏管理，专门针对官兵的退役事宜，按照军职大小，予以补偿，这算是遣散费。
为了缓解财政司的压力，刘皇帝又同意从内帑借钱了，当初的借款，通过几年的时间，都还没有全部还清，也就是刘皇帝不收利息。
不过这一回，刘皇帝主动得多，没有多少废话，一切以军队事务为要。虽然每年两百万贯对朝廷而言不算太多，但是，朝廷裁军的花费，可不只一个“遣散费”。
大汉的百姓，大部分人还是很朴实的，换作军队，也一样，久经训练、严明纪律的他们，面对裁撤，或许会有些怨言，但直接抗拒是不大可能，当然，前提是给的待遇足够，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但是，对于另外一批人，就不能单纯地去靠钱财安抚了。大汉的军队体系，如果队长以上就算军官的话，那么五万人的裁撤规模，就代表每年有上千名军官将“失业”。
对他们，自然不能苛求让他们像普通士兵一般回家种地务农，军职越高，越是如此。除了钱，还得给权，调任地方官府衙司为官为吏，是最好的处置办法了。
这除了继续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影响外，也因为能在军队中当军官的，都能称得上大汉的人才，弃用这么多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才，也是朝廷的损失。
当然，这同样给朝廷吏政管理带来一个新的考验，那就是在朝廷每年得保证额外一千多个官吏职位，以满足对退役军官的安排。
这或许有些麻烦，但终究只是小麻烦，赵普几乎拍着胸脯向刘皇帝保证，此事能够解决。而赵普打算采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地方的官员僚吏进行一次清退行动，腾出足够的位置。
用赵普的话来讲，军队的事，不只是军队的事，军队的改革，也需要全国协调支持。军队都开始做改革，做更新换代了，官僚队伍，也该紧随其后，跟着动一动，对那些年老的、腐败的、尸位素餐的，进行调整，这是朝廷吏政的一贯要求，也符合吏治原则。
当然，话说得再漂亮，根本原因还是为了配合兵制改革，方便妥当地安排退役军官。对此，刘皇帝还是十分认同的，觉得赵普顾全大局，锐意改革，不愧宰相之姿。
在这方面，刘皇帝也是有经验的，早年的时候，为了聚揽权力，培植帝党，他就曾以各种理由把朝廷内部的一些老臣勋贵给清退，腾出位置给年轻有为且便于任用、控制的后来者。
第54章 兵制改革2
任何事务的变革，都伴随着利弊，都该从正反两面看待，在变革当下，也是随时局发展而具备其必要性的。若不以现实条件，不顾客观规律，靠着帝王抑或当权者拍拍脑袋决策，一意孤行，那就不是变革，而是祸国殃民的瞎折腾。
大汉朝廷或者说刘皇帝决定对兵制改革，自然也不是受了几道谏章，听了一些进言，便脑热心动，拍板决策。
在前面，已经有几年的酝酿，也经过多方的调查与综合考量，方才定论。财政面临的压力，也属于客观情况，是现实需要。
当然，并不是大汉的财政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以当下两税、商税及盐铁茶棉等税收大项的收入，是足以维持国家军事行政的正常运转的，十年当可无虞。
赵普等大臣所考虑的，也不是要打压军队，也不认为朝廷的财政真就到了不裁军就会崩溃的地步。
国防巩固，边境维护，军队建设，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固的大事，其重要性他们也同样明白，只是觉得在和平年代，以那般高昂的代价维持着那般庞大的军队，确实没有必要，军费的开支是可以也应该得到限制的，至少该限制到一个健康的水平下。
刘皇帝这些年在维护汉统，在治国理政上，也是在不断调整，更加务实，更加看中当下。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丧失了远见，不再具备预见性。
作为帝国的皇帝，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完全待事待临头，再去仓促应对。至少，他不愿意在十几二十年后，当问题深入、情况严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再被动地去解决。
当然，他自己还能不能活二十年，还是未知数，但只要他还在位，他能够做的，该去做的，还是要坚决地去做，尽量不要把问题抛给继世之君。这是刘皇帝作为“开国”之君的担当，也是性格使然。
但凡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纠正时弊、缓解旧矛盾的同时，也需注意到新问题的产生以及新矛盾的扩大，这是十分必要的。
在过去大汉那么多轮的变革中，也有无数案例证明了此点，没有任何一项新政的诞生，新制的改革，可以做到一劳永逸，百利无害。因此，在这一方面，大汉的君臣还是很理性的。
从此番兵制改革来看，如果成功了，能够按部就班地根据中枢制定的方案去落实，那在未来，大汉的军费支出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财政也能更加趋于理性与健康。
这是利处，也改革的根本目的，但同样的，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带来了国家财政与国防建设的新矛盾。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改革也难称成功，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裁撤、的军费削减之后，如何维护统治，如何巩固国防，如何保障大汉这万里疆土的安全。
被裁撤的军队，他们原本所承担的国土守卫、治安弹压的职责，必需得找到替代的方案，官兵的规模可以削减，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
因此，削减军队规模，只是兵制改革的第一步，紧随其后，当同步进行的，则是组织一股能够填补国防缺失的力量，那便是乡兵。
经过多年的建设，大汉早已从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基本的乡兵体系，每年的军费之中，也有一部分专门针对乡兵武器、训练、给养的拨款，由各道州都司负责。
按照大汉乡兵建设条制，凡在册之乡兵义勇，每年在农闲时，都要接受都司下属作训都尉为期45——60日训练，包括基础训练以及军事条令的灌输，代价是可以免除一定的劳役。
在战争年代，这些有基础训练经验的乡兵义勇，毫无疑问是大汉军队最重要最可靠的兵源，是枢密院最主要的招募对象，对统一及对外战争的消耗做到了有效补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和平的降临，在乡兵的组织建设上是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的，不论是财政投入还是操训上。
毕竟，当大汉打遍四海无敌手，当战争正事实上地远去社会恢复稳定与安定之时，人们的视线自然也从战争上转移，心思也彻底放到生计的劳碌奔波上。
边境道州尚可，环境民风也适合乡兵发展，再加上军队以及都司的大力扶持，都导致边地的乡兵建设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氛围也很浓厚，李继隆所言边地乡勇在边防事务上承担更多责任也是事实。
相较之下，内地道州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虽然大汉民间依旧习武成风，并受到了官府的引导，但对大部分百姓来说，习武的成本还是高昂的，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深切参与其中。
而经大汉此番兵制变革，对于乡兵的建设，也将加大了。而与此前那种维持基本简单的训练不同，变革下的乡兵，对其要求要更高，所承担的职责要更大，在大汉军队中的地位也要提高，待遇更要提升。
当然，这指的是那些被选拔出来，充实入大汉国防体系的乡兵。不只是边地需要正兵削减后的补充，对于地方道州上，也将成为驻军的辅助部队。
枢密院拟定的策略，是从乡兵之中，选取精壮者，编练成半军性质的军队，称为团练，是在大汉的军事体系中重新规划出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将填补国防戍防上的空缺。
根据枢密院提出的要求，地方上的团练兵每年当保持至少两百天的训练，并要承担维护治安的职责，且异地服役。边境上的团练，则以三年为期，三年期满，再调回原籍，年龄限制，也放宽到四十岁。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团练兵除了战争抑或执行剿匪戡乱等特殊任务时，是不给军饷的，取而代之的，是朝廷免除这些团练家中丁税、两税以及每户每年两人的劳役。
而朝廷养这些团练兵的正常支出，只有日常的训练、被服、军械、给养，装备上的要求也要低上一等，这样的待遇，与朝廷那些在籍正兵相比，可谓低廉了。当然，伤亡抚恤也是要给的，同样要次于在籍官兵。
对团练兵的建设，也是朝廷对兵制改革中，实行的最为重要也最根本的举措，而那节省的军费，也就是从中的而来。
毫无疑问，团练兵比起朝廷正兵，是要弱上不止一筹的，裁兵的影响也不是靠区区团练兵就能弥补的，大汉的国防实力会有大幅度的下降。
但是，在基本保障国防的基础上，能达到维持一个正常军费开支的目的，同时，也更加完善大汉的军队体系。
而整个兵制改革，唯一没有变动的一支军队，大抵只有拱卫刘皇帝的宿卫军了，那是皇帝的亲兵，是守护皇城、拱卫刘皇帝的最后一道防线，无论何时，其地位、其实力都不会动摇的。
另外，曾一度作为大汉军队组成部分的番兵，也遭到了裁撤，朝廷不再维持基本的编制，其中一部分有功者、心向大汉的将被挑选编入汉军。
当战争爆发，在有需要时，再进行临时征召，临时花费，组织作战，这也是消除胡民军事威胁的一种考虑。当然，如西南飞堑军这样的军队，还是保留下来的，他们已经不算番兵了。
第55章 我赵匡胤何德何能？
秋风秋雨愁煞人，不过开宝十三年的这个秋季，刘皇帝却没有这种感觉，大概过去每到秋时总是惆怅，无病呻吟也有些多，因此到了今年，刘皇帝决定换个心情，活得潇洒些。
在朝廷中枢的文武大臣们有条不紊、紧锣密鼓地推动兵制改革时，刘皇帝待在汉宫中则显得很放松。于他而言，大政既然定下，也有了详细的施行方案，具体的负责职吏，并且由赵普、曹彬这样的军机重臣亲自监督，剩下来的事情，就不需他抓着不放，定时关注一下即可。
因此，中秋之前的日子，刘皇帝过得很潇洒，每日闲情意志，练练字，读读书，听听史，带带孩子。
时不时的，召些功臣勋贵进宫作伴，喝喝酒，聊聊天，纵论古今，畅谈天下。当然，受召的基本都是老臣老将，且退居二线，没有在朝中担任实职的功臣，如郭威、符彦卿、向训、王全斌、赵匡胤、王彦升等人。
君臣一道谈天说地，追忆往昔峥嵘，也是一大乐事，当然，这只是对刘皇帝个人而言。如今的刘皇帝，已经没有人能从容地与之交流，整个天下，大抵只有符皇后能“正常”地坦言说事了，但即便是符后，也会注意态度与语气了。
在刘皇帝看来，这些功臣勋贵退居幕后，感情上或许受到了一些伤害，因此他亲自招待，示以关怀，宽慰其心，以示亲近之意，表明他与朝廷都没有忘记他们。
另一方面则是，这些贵族功臣退下之后，到底在干什么，闲下来的刘皇帝还是很关心的。虽然有秘密机构帮忙盯着，但那终究是二手的，大臣们也都学聪明了，任皇城司再是无孔不入，经过这么多年的适应，也早就学会了应对，也难以做到完全监控。
再加上，二手的消息，刘皇帝也总是有所保留，从来都不是偏听偏信，有些情况，还得他亲身亲眼地体会才能知道，谨慎也好，多疑也罢，这就是他的一贯作风。
当然，结果或许也只是求得一种自欺欺人的心安，最难测者是人心，刘皇帝也没真的长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而对于刘皇帝的这份“关怀”，哪怕是王彦升都学乖了，更何况那些老于世故的勋贵的。
退居幕后的人，或老或病，但唯独一个赵匡胤最为特殊，他正值盛年，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却不得不消沉下去。
在开宝北伐之前，或许还称得上是正常“轮休”，休养一段时间，便还有再度启用的机会，北伐时东路军主帅就是明证。
但自开宝北伐结束后，赵匡胤也基本进入彻底养老的状态，不管明面上如何，旁人如何看待，在刘皇帝这里，是选择彻底弃用赵匡胤的。
也是多方原因造成了，一是赵妃进了东宫，还生下太子唯一的儿子；二则是赵匡义，刘皇帝要用他，就必然要限制赵匡胤，兄弟父子同朝，在大汉并不少见，比如吕胤、吕端兄弟，比如名噪一时的窦氏五龙，但他们都是文臣，没有可比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历史”因素。过去的刘皇帝，自信乃至自负，自觉能够执掌乾坤，驾驭群豪，管你什么“帝王将相”，都敢大胆去用，并且一定程度上做到用而不疑。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那种心理也在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怀疑，是多虑。对刘皇帝而言，赵氏兄弟自然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毕竟以“史”为鉴。
皇帝老了之后为什么会多疑，不只是心态上的变化，也在于身体的老，这会让他觉得自己的掌控力不足了，甚至怀疑自身。越是英明之主，就越是如此，过去的自信，到了晚年，也往往变成自负。
刘皇帝似乎也渐渐在朝那个方向发展，而闲下来的他，多思多虑，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关注这些。
刘皇帝保持着警惕与怀疑，结果便是赵匡胤的政治生涯基本走到了头，哪怕地位显赫，影响力犹在，身上还兼着内阁大学士之衔，都没有意义，没有实权，也就难称大丈夫。
对于这样的境遇，若说赵匡胤心里没有想法，没有一点怨言，那也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素有壮志的豪杰来说，早早地被束之高阁，无处施展，堪称悲剧。
崇政殿，赵匡胤恭恭敬敬地退出，迈着缓慢的步子，从御阶上走下，离宫而去。脸上还带着少许明显的醺意，但脚步很稳，表情间则透着少许的苦闷，叹息都是无声。
刘皇帝又找他来喝酒了，虽然赵匡胤好酒是出了名的，但与皇帝对饮，是越发苦闷，越发乏味，也越发忐忑了。
事实上，赵匡胤这几年也是颇觉郁闷，自我审视之时，也难免陷入自我怀疑，他很疑惑，那么多功臣勋贵，皇帝为何独独针对自己。
如果说过去，刘皇帝所有的忌惮与戒备都掩藏在心理，那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已然有些显露痕迹了，旁人或许无从所知，但赵匡胤自己是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有一段时间，赵匡胤觉得只是刘皇帝在打压约束勋贵集团，毕竟他也算是勋贵之中的牌面人物，但后来发现，真的只是在针对他赵匡胤。而这份针对，于赵匡胤而言，也确实有些沉重。
赵匡胤始终难以释怀的是，论功劳，论资历，论威望，勋贵之中，他都不是独一份，如果没有开宝北伐的统帅履历，他的声望则还有低一等，至少无法同慕容延钊、柴荣比肩膀。
若说是外戚的身份，仍旧活跃在大汉军坛政坛上也是不少，高怀德前不久才调任安东，给秦王刘煦做副手。而论出身，论战绩效，赵匡胤都不觉得自己能盖过高怀德。
而仔细回想过去，赵匡胤也发觉了，刘皇帝对自己一直都是格外关注的，从一名禁军的中低级军官，被提拔为侍卫班直，后来更是多次提拔，委以重任，其中的破格越级，原本可以当作刘皇帝爱才，但如今看来，根本原因还是那份特殊的“关注”。
当初忌惮郭威，早早让其卸任归养，这可以理解，毕竟那时刘皇帝的地位还不算稳固，对所有的开国功臣，都使了手段。
就是有当代卫公、英公之称的慕容延钊和柴荣，他们的名望总高过自己吧，刘皇帝却始终表现出信任。
这也是赵匡胤最为不解的地方，他赵匡胤何德何能？
当然，赵匡胤不知道的是，如果柴荣身体好一些，又或者再多活个几年，那日子不会比他好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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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近几年，军队的进出，才进入了一种相对缓慢的节奏，每年退役与新募的数量，都维持在万人左右的低水平，并保持着平衡。
裁军与募兵并行，仍旧是军队规模管理的主要政策，只不过在裁军的大背景下，前者比重更大罢了。并且，对新募士卒的要求也更高，出身要清白，没有犯罪记录，身体素质也要更好，最好是有产良家。
按照改革方案，在十三年剩下的半年中，便要正式启动裁军行动，规模一次性不会弄得太大，不要求全面铺开，甚至只当做一个试点，目标就选定在京畿地区的禁兵。
时至如今，围绕着大汉两京，朝廷常年所屯禁军便超过十五万人，若加上全国各重要城市、战略关隘以及轮戍诸边者，禁军的总兵力便有二十多万人。
而以大汉当下的局面，中枢的权威，京畿的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实在没有必要维持如大规模的禁军。这其中，为避免外重内虚，造成军力失衡，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决定进行裁军，那自然是内外并举，中枢的军力下降了，那边军及地方军队自然要跟着削减。而真正走出这一步后，便没有任何反悔的余地了。
原本，赵普等臣是打算从边军开始整改的，并且选定辽东作为第一处，但被刘皇帝拒绝了，在国防安全与内外平衡的考量上，刘皇帝选择了前者。
显然，比起对内地道州军队的改革，对边军的处理，刘皇帝要更为审慎一些，要为国防安全、边疆安宁所虑，宁愿暂时延后一些，并且直接要求枢密院在后续对边军的裁军计划中，务必做得更细致些。
裁减朝廷在册官兵，固然会极大地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从长远来看，是有益的。但这个过程，却不是简简单单地削减兵额、退役士兵就行了的。
为了减轻长期的财政压力，会面临短时间内更加繁重的负担，裁兵并不是免费的，至少，每年数万军队的退役，如何安排这些官兵，朝廷就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去安抚，要照顾其情绪，否则惹得军心不满，人心动荡，会出大问题。
被裁撤的，可都是职业士兵，在军中，除了接受忠君爱国主义教育，便是训练军事技能，训练打仗，几万人一波地往民间转业，处理不好，对社会治安都会造成严重威胁。
早年的时候，针对官兵的裁汰，朝廷基本都会安排妥当的，除了给钱、给地，还能尽量在地方安排一个职位，要么转为待遇差些的辅卒，要么回乡里地方。
但如今不行了，大汉的官吏队伍已经足够庞大，没有那么多的位置了，同时，裁兵的规模又大，以四十万人来算，哪怕有十年的时间做缓冲，哪怕只是最低级的职位吏事，也不可能腾出四十万个位置来。
因此，当下大汉官兵退役的待遇，也远不如当初了，而为了安抚人心，也只能从钱财上想办法了。
为此，刘皇帝又让财政司每年拨款两百万贯，由枢密院、兵部、户部遣专吏管理，专门针对官兵的退役事宜，按照军职大小，予以补偿，这算是遣散费。
为了缓解财政司的压力，刘皇帝又同意从内帑借钱了，当初的借款，通过几年的时间，都还没有全部还清，也就是刘皇帝不收利息。
不过这一回，刘皇帝主动得多，没有多少废话，一切以军队事务为要。虽然每年两百万贯对朝廷而言不算太多，但是，朝廷裁军的花费，可不只一个“遣散费”。
大汉的百姓，大部分人还是很朴实的，换作军队，也一样，久经训练、严明纪律的他们，面对裁撤，或许会有些怨言，但直接抗拒是不大可能，当然，前提是给的待遇足够，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但是，对于另外一批人，就不能单纯地去靠钱财安抚了。大汉的军队体系，如果队长以上就算军官的话，那么五万人的裁撤规模，就代表每年有上千名军官将“失业”。
对他们，自然不能苛求让他们像普通士兵一般回家种地务农，军职越高，越是如此。除了钱，还得给权，调任地方官府衙司为官为吏，是最好的处置办法了。
这除了继续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影响外，也因为能在军队中当军官的，都能称得上大汉的人才，弃用这么多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才，也是朝廷的损失。
当然，这同样给朝廷吏政管理带来一个新的考验，那就是在朝廷每年得保证额外一千多个官吏职位，以满足对退役军官的安排。
这或许有些麻烦，但终究只是小麻烦，赵普几乎拍着胸脯向刘皇帝保证，此事能够解决。而赵普打算采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地方的官员僚吏进行一次清退行动，腾出足够的位置。
用赵普的话来讲，军队的事，不只是军队的事，军队的改革，也需要全国协调支持。军队都开始做改革，做更新换代了，官僚队伍，也该紧随其后，跟着动一动，对那些年老的、腐败的、尸位素餐的，进行调整，这是朝廷吏政的一贯要求，也符合吏治原则。
当然，话说得再漂亮，根本原因还是为了配合兵制改革，方便妥当地安排退役军官。对此，刘皇帝还是十分认同的，觉得赵普顾全大局，锐意改革，不愧宰相之姿。
在这方面，刘皇帝也是有经验的，早年的时候，为了聚揽权力，培植帝党，他就曾以各种理由把朝廷内部的一些老臣勋贵给清退，腾出位置给年轻有为且便于任用、控制的后来者。
第54章 兵制改革2
任何事务的变革，都伴随着利弊，都该从正反两面看待，在变革当下，也是随时局发展而具备其必要性的。若不以现实条件，不顾客观规律，靠着帝王抑或当权者拍拍脑袋决策，一意孤行，那就不是变革，而是祸国殃民的瞎折腾。
大汉朝廷或者说刘皇帝决定对兵制改革，自然也不是受了几道谏章，听了一些进言，便脑热心动，拍板决策。
在前面，已经有几年的酝酿，也经过多方的调查与综合考量，方才定论。财政面临的压力，也属于客观情况，是现实需要。
当然，并不是大汉的财政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以当下两税、商税及盐铁茶棉等税收大项的收入，是足以维持国家军事行政的正常运转的，十年当可无虞。
赵普等大臣所考虑的，也不是要打压军队，也不认为朝廷的财政真就到了不裁军就会崩溃的地步。
国防巩固，边境维护，军队建设，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固的大事，其重要性他们也同样明白，只是觉得在和平年代，以那般高昂的代价维持着那般庞大的军队，确实没有必要，军费的开支是可以也应该得到限制的，至少该限制到一个健康的水平下。
刘皇帝这些年在维护汉统，在治国理政上，也是在不断调整，更加务实，更加看中当下。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丧失了远见，不再具备预见性。
作为帝国的皇帝，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完全待事待临头，再去仓促应对。至少，他不愿意在十几二十年后，当问题深入、情况严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再被动地去解决。
当然，他自己还能不能活二十年，还是未知数，但只要他还在位，他能够做的，该去做的，还是要坚决地去做，尽量不要把问题抛给继世之君。这是刘皇帝作为“开国”之君的担当，也是性格使然。
但凡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纠正时弊、缓解旧矛盾的同时，也需注意到新问题的产生以及新矛盾的扩大，这是十分必要的。
在过去大汉那么多轮的变革中，也有无数案例证明了此点，没有任何一项新政的诞生，新制的改革，可以做到一劳永逸，百利无害。因此，在这一方面，大汉的君臣还是很理性的。
从此番兵制改革来看，如果成功了，能够按部就班地根据中枢制定的方案去落实，那在未来，大汉的军费支出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财政也能更加趋于理性与健康。
这是利处，也改革的根本目的，但同样的，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带来了国家财政与国防建设的新矛盾。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改革也难称成功，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裁撤、的军费削减之后，如何维护统治，如何巩固国防，如何保障大汉这万里疆土的安全。
被裁撤的军队，他们原本所承担的国土守卫、治安弹压的职责，必需得找到替代的方案，官兵的规模可以削减，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
因此，削减军队规模，只是兵制改革的第一步，紧随其后，当同步进行的，则是组织一股能够填补国防缺失的力量，那便是乡兵。
经过多年的建设，大汉早已从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基本的乡兵体系，每年的军费之中，也有一部分专门针对乡兵武器、训练、给养的拨款，由各道州都司负责。
按照大汉乡兵建设条制，凡在册之乡兵义勇，每年在农闲时，都要接受都司下属作训都尉为期45——60日训练，包括基础训练以及军事条令的灌输，代价是可以免除一定的劳役。
在战争年代，这些有基础训练经验的乡兵义勇，毫无疑问是大汉军队最重要最可靠的兵源，是枢密院最主要的招募对象，对统一及对外战争的消耗做到了有效补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和平的降临，在乡兵的组织建设上是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的，不论是财政投入还是操训上。
毕竟，当大汉打遍四海无敌手，当战争正事实上地远去社会恢复稳定与安定之时，人们的视线自然也从战争上转移，心思也彻底放到生计的劳碌奔波上。
边境道州尚可，环境民风也适合乡兵发展，再加上军队以及都司的大力扶持，都导致边地的乡兵建设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氛围也很浓厚，李继隆所言边地乡勇在边防事务上承担更多责任也是事实。
相较之下，内地道州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虽然大汉民间依旧习武成风，并受到了官府的引导，但对大部分百姓来说，习武的成本还是高昂的，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深切参与其中。
而经大汉此番兵制变革，对于乡兵的建设，也将加大了。而与此前那种维持基本简单的训练不同，变革下的乡兵，对其要求要更高，所承担的职责要更大，在大汉军队中的地位也要提高，待遇更要提升。
当然，这指的是那些被选拔出来，充实入大汉国防体系的乡兵。不只是边地需要正兵削减后的补充，对于地方道州上，也将成为驻军的辅助部队。
枢密院拟定的策略，是从乡兵之中，选取精壮者，编练成半军性质的军队，称为团练，是在大汉的军事体系中重新规划出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将填补国防戍防上的空缺。
根据枢密院提出的要求，地方上的团练兵每年当保持至少两百天的训练，并要承担维护治安的职责，且异地服役。边境上的团练，则以三年为期，三年期满，再调回原籍，年龄限制，也放宽到四十岁。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团练兵除了战争抑或执行剿匪戡乱等特殊任务时，是不给军饷的，取而代之的，是朝廷免除这些团练家中丁税、两税以及每户每年两人的劳役。
而朝廷养这些团练兵的正常支出，只有日常的训练、被服、军械、给养，装备上的要求也要低上一等，这样的待遇，与朝廷那些在籍正兵相比，可谓低廉了。当然，伤亡抚恤也是要给的，同样要次于在籍官兵。
对团练兵的建设，也是朝廷对兵制改革中，实行的最为重要也最根本的举措，而那节省的军费，也就是从中的而来。
毫无疑问，团练兵比起朝廷正兵，是要弱上不止一筹的，裁兵的影响也不是靠区区团练兵就能弥补的，大汉的国防实力会有大幅度的下降。
但是，在基本保障国防的基础上，能达到维持一个正常军费开支的目的，同时，也更加完善大汉的军队体系。
而整个兵制改革，唯一没有变动的一支军队，大抵只有拱卫刘皇帝的宿卫军了，那是皇帝的亲兵，是守护皇城、拱卫刘皇帝的最后一道防线，无论何时，其地位、其实力都不会动摇的。
另外，曾一度作为大汉军队组成部分的番兵，也遭到了裁撤，朝廷不再维持基本的编制，其中一部分有功者、心向大汉的将被挑选编入汉军。
当战争爆发，在有需要时，再进行临时征召，临时花费，组织作战，这也是消除胡民军事威胁的一种考虑。当然，如西南飞堑军这样的军队，还是保留下来的，他们已经不算番兵了。
第55章 我赵匡胤何德何能？
秋风秋雨愁煞人，不过开宝十三年的这个秋季，刘皇帝却没有这种感觉，大概过去每到秋时总是惆怅，无病呻吟也有些多，因此到了今年，刘皇帝决定换个心情，活得潇洒些。
在朝廷中枢的文武大臣们有条不紊、紧锣密鼓地推动兵制改革时，刘皇帝待在汉宫中则显得很放松。于他而言，大政既然定下，也有了详细的施行方案，具体的负责职吏，并且由赵普、曹彬这样的军机重臣亲自监督，剩下来的事情，就不需他抓着不放，定时关注一下即可。
因此，中秋之前的日子，刘皇帝过得很潇洒，每日闲情意志，练练字，读读书，听听史，带带孩子。
时不时的，召些功臣勋贵进宫作伴，喝喝酒，聊聊天，纵论古今，畅谈天下。当然，受召的基本都是老臣老将，且退居二线，没有在朝中担任实职的功臣，如郭威、符彦卿、向训、王全斌、赵匡胤、王彦升等人。
君臣一道谈天说地，追忆往昔峥嵘，也是一大乐事，当然，这只是对刘皇帝个人而言。如今的刘皇帝，已经没有人能从容地与之交流，整个天下，大抵只有符皇后能“正常”地坦言说事了，但即便是符后，也会注意态度与语气了。
在刘皇帝看来，这些功臣勋贵退居幕后，感情上或许受到了一些伤害，因此他亲自招待，示以关怀，宽慰其心，以示亲近之意，表明他与朝廷都没有忘记他们。
另一方面则是，这些贵族功臣退下之后，到底在干什么，闲下来的刘皇帝还是很关心的。虽然有秘密机构帮忙盯着，但那终究是二手的，大臣们也都学聪明了，任皇城司再是无孔不入，经过这么多年的适应，也早就学会了应对，也难以做到完全监控。
再加上，二手的消息，刘皇帝也总是有所保留，从来都不是偏听偏信，有些情况，还得他亲身亲眼地体会才能知道，谨慎也好，多疑也罢，这就是他的一贯作风。
当然，结果或许也只是求得一种自欺欺人的心安，最难测者是人心，刘皇帝也没真的长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而对于刘皇帝的这份“关怀”，哪怕是王彦升都学乖了，更何况那些老于世故的勋贵的。
退居幕后的人，或老或病，但唯独一个赵匡胤最为特殊，他正值盛年，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却不得不消沉下去。
在开宝北伐之前，或许还称得上是正常“轮休”，休养一段时间，便还有再度启用的机会，北伐时东路军主帅就是明证。
但自开宝北伐结束后，赵匡胤也基本进入彻底养老的状态，不管明面上如何，旁人如何看待，在刘皇帝这里，是选择彻底弃用赵匡胤的。
也是多方原因造成了，一是赵妃进了东宫，还生下太子唯一的儿子；二则是赵匡义，刘皇帝要用他，就必然要限制赵匡胤，兄弟父子同朝，在大汉并不少见，比如吕胤、吕端兄弟，比如名噪一时的窦氏五龙，但他们都是文臣，没有可比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历史”因素。过去的刘皇帝，自信乃至自负，自觉能够执掌乾坤，驾驭群豪，管你什么“帝王将相”，都敢大胆去用，并且一定程度上做到用而不疑。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那种心理也在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怀疑，是多虑。对刘皇帝而言，赵氏兄弟自然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毕竟以“史”为鉴。
皇帝老了之后为什么会多疑，不只是心态上的变化，也在于身体的老，这会让他觉得自己的掌控力不足了，甚至怀疑自身。越是英明之主，就越是如此，过去的自信，到了晚年，也往往变成自负。
刘皇帝似乎也渐渐在朝那个方向发展，而闲下来的他，多思多虑，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关注这些。
刘皇帝保持着警惕与怀疑，结果便是赵匡胤的政治生涯基本走到了头，哪怕地位显赫，影响力犹在，身上还兼着内阁大学士之衔，都没有意义，没有实权，也就难称大丈夫。
对于这样的境遇，若说赵匡胤心里没有想法，没有一点怨言，那也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素有壮志的豪杰来说，早早地被束之高阁，无处施展，堪称悲剧。
崇政殿，赵匡胤恭恭敬敬地退出，迈着缓慢的步子，从御阶上走下，离宫而去。脸上还带着少许明显的醺意，但脚步很稳，表情间则透着少许的苦闷，叹息都是无声。
刘皇帝又找他来喝酒了，虽然赵匡胤好酒是出了名的，但与皇帝对饮，是越发苦闷，越发乏味，也越发忐忑了。
事实上，赵匡胤这几年也是颇觉郁闷，自我审视之时，也难免陷入自我怀疑，他很疑惑，那么多功臣勋贵，皇帝为何独独针对自己。
如果说过去，刘皇帝所有的忌惮与戒备都掩藏在心理，那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已然有些显露痕迹了，旁人或许无从所知，但赵匡胤自己是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有一段时间，赵匡胤觉得只是刘皇帝在打压约束勋贵集团，毕竟他也算是勋贵之中的牌面人物，但后来发现，真的只是在针对他赵匡胤。而这份针对，于赵匡胤而言，也确实有些沉重。
赵匡胤始终难以释怀的是，论功劳，论资历，论威望，勋贵之中，他都不是独一份，如果没有开宝北伐的统帅履历，他的声望则还有低一等，至少无法同慕容延钊、柴荣比肩膀。
若说是外戚的身份，仍旧活跃在大汉军坛政坛上也是不少，高怀德前不久才调任安东，给秦王刘煦做副手。而论出身，论战绩效，赵匡胤都不觉得自己能盖过高怀德。
而仔细回想过去，赵匡胤也发觉了，刘皇帝对自己一直都是格外关注的，从一名禁军的中低级军官，被提拔为侍卫班直，后来更是多次提拔，委以重任，其中的破格越级，原本可以当作刘皇帝爱才，但如今看来，根本原因还是那份特殊的“关注”。
当初忌惮郭威，早早让其卸任归养，这可以理解，毕竟那时刘皇帝的地位还不算稳固，对所有的开国功臣，都使了手段。
就是有当代卫公、英公之称的慕容延钊和柴荣，他们的名望总高过自己吧，刘皇帝却始终表现出信任。
这也是赵匡胤最为不解的地方，他赵匡胤何德何能？
当然，赵匡胤不知道的是，如果柴荣身体好一些，又或者再多活个几年，那日子不会比他好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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